判頭·外判與加價爭議:從2009年民主牆風波到2019年AC1轉手

城大飯堂的合約什麼時候到期、下一任承辦商是誰,學生通常最後一刻才知道——知道的方式往往不是校方公告,而是某天走進飯堂發現招牌換了。本篇梳理兩次公開可查、相隔十年的營運商更替:一次讓討論區吵到幾乎失控,一次讓學生一邊懷舊一邊擔心"轉手等於變差"。中間串起的,是一套鮮少對外公開細節的招標與監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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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外判是常態:城大飯堂誰在真正經營

先釐清一個結構性事實:城大絕大多數飯堂點位,並非校方直接經營,而是外判給校外承辦商投標承辦。據本模塊〈飯堂體系總覽〉一篇的梳理,美心集團(Maxim's)自 1999 年起長期參與城大飯堂經營,並在 2002 年即取得 HACCP 認證;而據 2024 年浸會大學學生媒體《新報人》的跨校調查,城大與港大、中大、浸大、理大五校食堂的燒味主打飯,均由美心集團供應。

這意味着"城大飯堂好不好吃、貴不貴、還在不在",在相當程度上不是校方一句話能決定的事,而是承辦商合約、投標結果與企業自身經營狀況共同作用的產物。以下兩段公開可查的歷史,正是這套外判邏輯顯影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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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09年:一次營辦商更替,一場論壇"罵戰"

香港網絡大典(EVCHK)收錄了一個專門詞條,標題為"城大更換學生膳堂營辦商事件"——這本身就説明,這次更替在當年校園網絡輿論裏留下了足夠深的印記,才會被收進這本以記錄香港網絡集體記憶見長的詞條庫。

需要向讀者説明本篇的核證邊界:該詞條原頁面在本次撰寫時無法完整訪問核實全文細節(訪問受限),本篇只能依據多個獨立檢索結果的概要轉述,尚未能取得詞條原文逐字核對。據檢索所得的概要,該事件大致發生於 2009 年前後,涉及城大學生膳堂營運商的更替;討論最初出現在校園飯堂意見板與"民主牆",但據概要轉述,由於意見板上的帖子很快被移除、民主牆張貼又要求登記學號(等同實名),學生轉而在校外網上討論區(如香港討論區、高登討論區)大量發帖討論此事。

討論內容據概要轉述,大致包括兩條線索:第一,有網民討論美心此前擁有的 HACCP 認證,認為這在飯堂與快餐行業中較為難得,新營辦商是否具備同等標準是學生擔憂的焦點之一;第二,討論中有人聲稱某位教授與新營辦商存在股權/利益關係,由此質疑營運商甄選過程是否存在利益衝突。

可信度説明與 BLP 處理:本篇對"教授持股"一説,只呈現"網上討論區曾有此説法"這一事實,不為其真偽背書,也不點名或試圖還原任何個人身份——本篇沒有、也不會去查證或披露涉事教授是誰。這類指控若無一手證據(如公司註冊資料、校方調查結果)佐證,依本站 BLP 規約不應坐實為事實陳述。可信度標註為坊間未證實;本篇收錄的理由,不是要坐實指控,而是如實記錄"城大歷史上曾有一次營辦商更替引發過網絡輿論對利益衝突的公開質疑"這一事實本身——這恰恰説明外判招標程序不透明,本身就是學生疑慮的土壤。

這次事件留給後人的啓示,比事件本身的細節更值得記住:當招標決策的具體過程不對學生公開,學生自然會用推測和傳聞去填補信息真空。這不是城大獨有的問題,而是幾乎所有采用外判判頭制的大學飯堂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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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9年:美心退出AC1、AC2,一場"轉手焦慮"

如果説 2009 年的風波留下的細節模糊,2019 年這一次營運商更替則有相當紮實的新聞報道可循。

時間線(據香港01兩篇報道):

• 2019 年 6 月 24 日:AC1 Canteen(城大食坊)與 AC2 Canteen(此前由美心營運)合約期滿,正式結業。
• 2019 年 6 月至 7 月:兩間飯堂暫停營業、進行裝修,過渡期內學生失去兩個主力用餐點。
• 2019 年 8 月 1 日:AC1 飯堂以"City Express"新名重開,新增九部自助點餐機(須以職員證或學生證操作);據報道,重開首日不少菜式(如芝士撻、珍珠奶茶)因物料未到而暫停供應,午飯高峯排隊人數達二三十人。

據香港01在結業消息公佈後所做的現場訪問,學生的反應呈現出鮮明的"一體兩面":

• 對舊飯堂的正面評價:受訪學生盛讚現有食堂"平、性價比又高",食物"大份""乾淨企理、選擇多",不少學生形容自己一星期內會重複光顧。
• 對轉手後的擔憂:據報道,學生李先生表示"依家啲食物都大大份……轉咗手我會擔心啲價錢會貴咗";另一名盧姓同學得知承辦商將更換後,"改變態度,變得有點擔心"。

校方的回應據報道稱,飯堂經營權更替採"既定招標程序",由教職員與學生代表共同組成的委員會決定承辦商人選,並承諾會監察新承辦商的服務質素與價格水平——這與本模塊〈飯堂體系總覽〉一篇提到的"餐飲設施諮詢小組"(Catering Facilities Consultative Group)機制相互印證:據城大學生宿舍處(SRO)公開説明,該小組正是由教職員與學生代表共同組成、負責接收餐飲意見的常設渠道。

值得留意的是,公開報道並未明確點名 2019 年接手 AC1/AC2 的具體新承辦商公司名稱——這本身也呼應了上一節的結構性觀察:招標結果的透明度,始終是外判制留給學生的一處信息空白。本篇據實呈現"合約到期、裝修、以新名重開"這一可查事實,不臆測承辦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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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五、為什麼總是美心:一個規模經濟的解釋

無論是 2002 年的 HACCP 記錄、2009 年論壇風波里被拿來做對照標準的"美心有認證",還是 2019 年"美心退出、學生憂慮"的報道,乃至 2024 年跨校調查裏"五校燒味飯均由美心供應"的發現——美心集團在城大飯堂外判史上的存在感,橫跨了二十多年,不是巧合,而是香港機構膳食市場結構性集中的結果。

香港大型連鎖餐飲集團(美心、大家樂旗下的泛亞飲食等)長期主導學校、醫院、政府部門等機構膳食市場,原因並不神秘:機構膳食招標通常要求投標方具備一定規模的食品安全認證(如 HACCP、ISO22000)、穩定的中央廚房供應鏈、以及應付大宗採購與人力調度的能力——這些門檻,恰恰是大型連鎖集團相對獨立小商户的天然優勢。換句話説,城大飯堂招標"總是同一批大集團在投標",某種程度上是招標條件本身的設計邏輯決定的:門檻越是強調認證與供應鏈穩定性,能夠中標的候選人就越會向大集團集中。

這解釋了一個容易被誤解的現象:學生口中的"轉手""換了新承辦商",很多時候未必是"從大集團換成小商户"或反過來,而更可能是"從這家大集團換成另一家大集團",或者"同一集團換了品牌包裝"。本文第五節提到的"美心退出但燒味仍由美心供應"這一表面矛盾,放進這個規模經濟的解釋框架裏看,就顯得沒有那麼難理解——大集團即使不再擔任某一飯堂的"前台經營者",仍然可能以食材供應商的身份留在同一條供應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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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轉手即變差"焦慮背後的邏輯

學生對承辦商更替的普遍焦慮,並非空穴來風的情緒,而是有其結構性道理——當一間飯堂的經營權只能通過投標獲得、且合約到期就必須重新競標時,學生吃到的菜式、價錢與服務質素,理論上每隔幾年就有"清零重來"的風險。這也是為什麼 2019 年 AC1/AC2 結業消息一齣,城大學生的第一反應不是"終於要裝修了",而是"是不是又要變差了"。

這種焦慮還有一層更深的經濟邏輯:承辦商投標時的報價,通常要覆蓋租金、人力成本與合理利潤,而新承辦商未必願意、或未必有能力延續前任的定價與出品水平。換句話説,"轉手"本身就是一次學生無法參與、卻直接承受後果的決策——他們唯一能做的,往往只是在結業前"打卡式"地多光顧幾次,把即將消失的味道再吃一遍(這部分懷舊情緒,詳見本模塊〈飯堂文化與軼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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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24年價錢調查裏浮現的疑問:承辦商到底是誰

前述 2024 年 12 月浸會大學《新報人》的跨校價錢調查,除了得出"城大 City Express 賣 $28、五校最平"的結論,還留下一個值得琢磨的細節:報道指出五所大學食堂的燒味飯均由美心集團供應,但記者多次聯絡美心公關部門均未獲回覆。

這條細節和 2019 年"美心退出 AC1/AC2"的報道放在一起看,呈現出一種耐人尋味的張力:究竟是美心在 2019 年退出後、又以另一種合作形式(例如作為食材/半製成品供應商,而非飯堂前線經營者)重新出現在城大的供應鏈上,還是"美心供應燒味"這一説法本身涵蓋的是校內其他點位(如城軒、City Top)而非 City Express?本篇沒有取得能夠釐清這一點的一手資料,因此如實記錄這處存在的公開報道張力,不強行給出統一敍事。 這恰恰再次印證第二、三節反覆出現的結構性問題:大學飯堂的承辦商信息,對學生和公眾而言長期處於半透明狀態——學生知道飯堂"換了人",卻很難確切知道換成了誰、以什麼身份參與、合約條款包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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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監察機制:一套存在、但細節鮮少公開的架構

城大並非沒有制度化的監察渠道。據學生宿舍處(SRO)公開資料,城大設有餐飲設施諮詢小組(Catering Facilities Consultative Group),由教職員與學生代表共同組成,負責聽取對餐飲服務的意見;此外,學生亦可透過各點位的意見表/QR Code、電郵至 [email protected]、致電 SRO,或參與年度網上問卷調查,反映對飯堂價錢、質素與服務的意見。

這套機制的存在,回應了"學生是否完全無從置喙"這一問題——答案是否定的,城大確有正式的學生參與渠道。但另一方面,這套機制運作的具體過程(例如諮詢小組多久開一次會、學生代表如何產生、意見最終如何反映到招標條款裏)則未見充分的公開資料。這種"有制度,但制度如何運作不透明"的狀態,某種程度上正是 2009 年論壇風波與 2019 年轉手焦慮得以反覆出現的共同土壤——學生知道有地方可以提意見,卻很難確認自己的意見是否真的進入了決策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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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跨校對照:城大不是唯一的"外判焦慮"樣本

把城大放進香港八大的座標系裏看,"承辦商外判引發學生焦慮"並非城大獨有的現象——本站姊妹站點記錄的中大"判頭制"、科大承辦商招標等案例,呈現的是同一套結構性張力在不同校園裏的具體版本。城大的獨特之處在於:

1. 它的"焦慮觸發點"更集中——不是分散在二十幾家書院飯堂裏零星發生,而是集中在 AC1、AC2 這兩個人流最大的主力點位,一旦轉手,影響面幾乎是全校性的;
2. 它的競爭環境更"商業化"——又一城商場近在咫尺,意味着城大承辦商即使想漲價、想降低出品水平,也要顧慮學生隨時"用腳投票"轉投商場消費,這在客觀上對承辦商構成一種校園之外的市場約束。

這兩點合起來,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城大飯堂近年在跨校價錢比較中反而"贏面不小"——外判焦慮確實存在,但商場競爭這隻"看不見的手",某種程度上替學生做了一部分監督承辦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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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點五、當"加價"成為跨校比較的談資:2024年調查留下的另一層焦慮

2024 年浸大《新報人》的跨校價錢調查,除了印證城大在絕對價錢上的優勢,也從側面反映出另一種更細膩的學生焦慮——不是"我的飯堂貴不貴",而是"我的飯堂比隔壁貴還是便宜"。該報道特別指出,城大與浸大同處九龍塘、彼此步行可達,燒味雙拼飯卻相差 $8;報道引述的受訪學生原話是"相比同樣處於九龍塘的城大食堂,浸大的食堂燒味雙拼飯的價格相差了八塊錢",認為"同一地區的價格差異不合理"。

這種"同區比價"式的焦慮,是外判制下一個此前較少被討論的面向:當承辦商是各自獨立招標、各自定價的商業實體時,"同區不同價"本身就是外判邏輯下幾乎必然的結果——除非有跨校協調機制,否則沒有任何制度性理由要求相鄰兩所大學的飯堂對同一道菜收取相同價錢。但對學生而言,"步行可達卻價錢不同"仍然是一種直覺上的不公平感,這也説明:外判焦慮不會因為價錢本身夠便宜就完全消失,它還會以"比較"的形式持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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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留給後續校勘的問題

本篇據現有公開來源,只能呈現"更替發生過、學生焦慮過、監察機制存在"這個骨架。若干細節仍待後續校勘補齊,包括:2009 年營辦商更替的原文一手細節(新舊承辦商全名、更替確切月份、事件後續結果);2019 年接手 AC1/AC2 的承辦商公司名稱;餐飲設施諮詢小組近年的具體運作記錄(如是否公開會議紀要);以及城大近年(2020 年代)是否還有其他點位發生過類似的承辦商更替與學生反應。這些材料一旦補齊,應據實更新本篇,而非用推測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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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為什麼爭議總是發生在同一個地方:AC1的"命門"位置

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留意到一個巧合:2009 年的論壇風波與 2019 年的轉手焦慮,兩次公開可查的承辦商爭議,焦點都不約而同地落在 AC1(City Express/城大食坊)這一個位置上,而不是 AC2、AC3 或城軒、城峯閣等其他點位。這並非偶然——據〈飯堂體系總覽〉一篇的梳理,AC1 是城大人流最大、座位最多(約1000個)、定位最平民化的一個點位,也是"公廁can""頹食之王"等綽號的誕生地(詳見〈飯堂文化與軼事〉一篇)。

人流最大、價格最敏感的點位,天然也是承辦商更替時"影響面最大、學生反應最劇烈"的點位——一間只服務幾十人的教職員西餐廳換了承辦商,大概率不會引發論壇罵戰;但 AC1 這種日均服務上千人次的主力快餐點一旦"轉手",幾乎全校學生都會在同一星期內感受到菜單和價錢的變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本篇能找到的兩次公開爭議,都發生在這同一個座標上——它不是運氣不好,而是這個位置的屬性決定了它必然是外判制裏最容易"擦槍走火"的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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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招標程序為什麼普遍不透明:一個香港公共機構的共性問題

城大飯堂招標細節鮮少公開,並非孤例,而是香港大專院校普遍存在的現象。大學作為獨立法團,其飯堂外判招標通常被視為"設施管理"層面的商業決策,不屬於須主動公開的資訊類別;學生和公眾能看到的,往往只是招標的結果(某點位換了新招牌、新菜單),而非招標的過程(有多少間公司投標、評分標準是什麼、價格與服務質素各佔多少權重)。

這種"重結果、輕過程"的信息結構,恰恰是猜疑滋生的温牀——2009 年論壇風波里那個未經證實的"教授持股"説法,某種意義上正是學生在信息真空裏,用推測去填補校方沒有主動交代的那部分決策邏輯。這提示一個制度設計上的改進空間:如果招標的評分維度與決策理由能夠以適度方式對外説明(哪怕不公開每一份標書的具體金額),學生猜疑的空間本可以縮小很多。這不是要求大學放棄商業保密的合理邊界,而是指出:透明度不足與輿論猜疑之間,存在着幾乎必然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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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留給學生自治系統的一道題

〈城大學生會與學生組織生態〉一篇記錄,城大學生會 2022 年後經歷會址遷出校園、部分組織資源調整的動盪期。飯堂招標監察,理論上正是學生自治系統最能發揮"日常監督"功能的場域之一——它不涉及政治敏感的宏大敍事,卻直接關係每一位學生的錢包與胃。

據本文第六節引述的資料,城大現行的餐飲設施諮詢小組已經包含學生代表席位,這本身是一個制度性的參與渠道。但這一渠道能否被學生充分善用、代表席位如何產生、意見能否被實質納入招標條款,目前公開資料仍然有限。這或許是城大學生組織生態裏一個被低估的戰場:比起高關注度的政治議題,"飯堂招標怎麼開、誰能參與"這類議題看似瑣碎,卻是最貼近多數學生日常生活、也最容易積累具體、可驗證的自治成果的領域。

# 十二、把兩次風波放回時間軸上看

最後,不妨把本篇提到的幾個時間點擺在一起,看這條外判爭議的時間軸:1999 年美心開始管理城大食堂;2002 年取得 HACCP 認證並被校方公開宣傳;2009 年前後一次營運商更替引發論壇風波,坊間流傳未經證實的利益衝突指控;2019 年 6 月 AC1/AC2 合約期滿結業,8 月以"City Express"新名重開;2024 年底跨校調查顯示美心集團仍是城大與其他四所大學燒味飯的共同供應商。

這條時間軸超過二十年,橫跨至少兩次公開可查的承辦商更替,卻沒有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制度性革新"——也就是説,儘管每一次更替都伴隨學生的憂慮或猜疑,城大飯堂的外判邏輯本身(投標—合約—到期重招)始終未變,校方的回應方式(強調既定程序、教職員與學生代表共同決定)也基本一致。這或許是外判制留給讀者最重要的一個認知:它不是一次性的爭議事件,而是一套會週期性重演同一種張力的結構——只要合約還有到期日,"下一次轉手會不會又變差"這個問題就永遠不會真正被回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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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一個不該被迴避的追問:下一次轉手會是什麼時候

按照 2009 年與 2019 年這兩次公開可查的更替時間點粗略推算,城大主力飯堂點位的承辦合約,大致呈現出接近十年一個週期的更替節奏——當然,這只是基於兩個數據點的粗略觀察,不構成任何可靠的"規律預測",本篇也不會據此臆測下一次轉手的具體年份。但這個觀察本身提出了一個值得持續追蹤的問題:當 AC1、AC2 的下一次合約到期來臨,城大學生會不會又一次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某天走進飯堂發現招牌換了?

如果本篇提到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第十節)在未來仍未被改善,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這正是本篇希望留給讀者、也留給城大學生自治系統的一份"待辦清單"——與其每次都在轉手發生後才集體焦慮,不如推動招標節奏、評審標準與決策過程更早、更常態化地進入學生視野。這不是要否定外判本身的合理性,而是主張:學生對自己每天要吃的東西,有權知道多一點決策是怎麼做出來的。

本篇最後想強調一點寫作上的剋制:圍繞城大飯堂承辦商的爭議材料,公開可查的部分其實並不算多——這也是為什麼本篇花了相當篇幅去交代"哪些細節無法核實、為什麼無法核實",而不是用推測把敍事補完整。這種剋制本身,也是本站"凡述必溯源"原則的一部分:一篇關於外判爭議的文章,如果連自己"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都説不清楚,就很難要求城大的招標機制變得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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