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务与内阁选举:从十四人到一人的"聚流"内阁与流庄危机

2022 年 2 月底,城大学生会新一届内阁「聚流」刚上任不到一个月,还没来得及适应角色,就收到校方一封信:一周内交出会室。一年多以后,这个原本十四人的团队里,只剩会长一人还留在「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位置上。他形容前莊员的离去不是失落,而是欣慰——「有人想读书、有人想工作」。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背后,是港校学生自治长期存在、却很少被摆到台面细说的问题:莊不是选出来就万事大吉,能不能撑到卸任那天,本身就是一场消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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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庄」是什么:一年任期里的团体劳动

在香港大专学界的语境里,「上莊」指一届学生以团队形式接手一个学生组织(学生会干事会、系会、宿生会、属会等)一年,统筹活动、财务、宣传、招新、对外联络与交接等事务。城大的干事会即以此模式运作——每届干事以「内阁」(cabinet)整组参选,当选后即共同「上莊」一年,任期届满交棒给下一届。

这套模式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在大学阶段少有的、近似真实机构运作的训练场——学生要在有限预算、有限人手下,处理对外沟通、活动审批、财务报表、媒体应对等一整套事务,这些经验往往成为履历上的亮点。但它的代价同样具体:占用大量课余时间、频繁开会、与队友磨合、面对突发状况时几乎没有退路。城大近几年发生的事,恰好把这套模式在极端压力下会如何崩解,呈现得相当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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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聚流」内阁：一个月内从「上任」到「保生存」

据 集誌社的深度报道^※,城大学生会 2022 年 2 月底刚刚换届,新一届干事会内阁「聚流」上任未几,就在 2022 年 2 月 7 日收到城大学生发展处的正式信函,宣布收回学生会原设于校园综合楼六楼的会室,要求「聚流」于一周内完成搬迁。

时任会长刘浚杰^※(圈内绰号「楼仔」)回忆当时的心境:「我完全想像不到,没有会室如何找到生存空间。」一周之内,「聚流」内阁需要同时完成会室物资搬运、三十多个属会的联络安置、媒体沟通应对——这些原本应分摊在一年任期里的高强度工作,被压缩进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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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迁徙两程:从火炭「货仓」到深水埗「自立」

据同一报道,「聚流」内阁其后经历了两次搬迁:

第一程(2022 年 2–8 月):火炭工业区。 楼仔形容这处临时落脚点「罨耷」似货仓,距离九龙塘校区三个港铁站,往返需时约一小时——这个距离足以让原本会「路过就进来坐坐」的学生几乎绝迹。会室从「校内触手可及」变成「需要专门坐车去一趟」的地方,直接打击了学生会的可见度与日常人流。

第二程(2023 年 2 月起):深水埗青山道 124 至 126 号。 学生会在此租下五、六楼合共约二千尺空间,六楼作学生服务区(自修、产品购买、咨询),五楼则出租给属会举办活动——如某音乐学会曾在此办比赛,吸引过百人参加。

两次搬迁之间,内阁的人手也在流失。据报道,「聚流」内阁原有 14 位干事,到 2023 年时只剩楼仔一人,以「临时行政委员会」(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成员身份继续维持会务运作。楼仔当时已是三年级学生,累计参与学生组织超过 800 天——这个数字本身说明,能撑到最后的,往往是已经把「上莊」当作长期投入、而非一年任务的极少数人。

对于其余 13 位干事的离去,楼仔的说法是「前莊员找到自己的目标,有人想读书、有人想工作」,并表示为此感到欣慰而非失落。这段自述值得记录,但也应留有余地——报道未记录这 13 人各自的具体去向与离职时点,是否与会址危机、财政压力直接相关,现有公开信源未能逐一核实,本篇如实呈现「一人临委会」这一结果,不代入猜测具体成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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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财政自负盈虧:会费腰斩后的自救

「聚流」内阁及其后继者面对的另一重压力是财政。据报道,城大校方自 2022 年起拒绝代收学生会会费(详见〈庄费财政与黑箱·账目争议〉篇的完整梳理),导致学生会的会员人数与会费收入均腰斩(减半)。

为应对财政缺口,学生会转向两条自救路径:

• 与属会捆绑会员制度:规定加入属会须先成为学生会会员,以此扩大会员基础,报道形容为「一石二鸟」;
• 场地出租与商品销售:五楼场地出租予属会办活动、六楼销售「福利品」(如文具会员价 4 元、非会员 6 元)及自设计的学生会卫衣。

这一系列自救动作最终指向一个目标——自负盈虧,即完全脱离对校方代收会费机制的依赖,以校外商业公司的形式维持运作。这个转型本身,已经超出了「一届内阁能否顺利交接」的范畴,变成学生会作为一个组织能否在校园建制外继续存在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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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O-Camp 财政黑洞如何拖垮内阁士气:2017 年的先例

「聚流」的困境固然极端,但城大学生会内阁在财政压力下士气受挫,并非孤例。据 on.cc 东网 2017 年 12 月的报道^※,城大学生会 2017 年暑假在北潭涌举办的迎新营,最终亏损 30.4 万港元(收入 28.4 万,支出 58.8 万)。

时任会长陈岳霖^※向传媒解释亏损原因:近半数「组爸组妈」(带队高年级学生)未缴交约 500 港元的费用;大批「老鬼」(毕业或已离任的资深学生)未经批准私自入营,导致人数超出营地限额而被罚款;部分活动超时,产生额外罚款;租用巴士往返营地花费 3.3 万港元。学生质疑的具体支出还包括购买 18 个水胶桶合共 4,050 港元(单价 225 港元)、白石烧烤场水战场地费 1.4 万港元——这些数字被学生认为偏高,但报道未见校方或第三方审计对单价合理性的独立核实。

「填氹」是这次事件里被反复使用的一个词——香港用语,指补填财政窟窿。据报道,陈岳霖表示将通过提升小卖部营业额「开源节流」,并检讨财政管理方法;他强调学生会已向欠费者追数,但未获成功。

这次亏损事件发生在「聚流」危机的五年前,但两者共享同一个结构性根源:O-Camp 与庄务的财政规模,远超一届学生业余管理经验通常能安全驾驭的复杂度——涉及场地租赁合同、保险、人数管控、巴士包车、餐饮采购等多项专业事务,一旦某个环节失控(超支、超员、欠费),责任最终会落在当届会长一人身上,由他/她向全体会员与校方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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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个庄期的公关灾难:2018 年编委会「惡搞校名」事件

内阁压力不只来自财政与人手,也来自一次判断失误引来的舆论反噬——2018 年编委会的《迎新特刊》风波,是城大学生自治史上一次典型的「庄内决策→公众爆炸→紧急补救」案例。

据 东方日报^※与 on.cc 东网^※报道,城大学生会编辑委员会于 2018 年 8 月出版的迎新特刊封面上,把英文校名「City」改成「Shitty」,中文全名相应改为「又一城市大学」——两者均为网络流传已久、带戏谑意味的校名调侃说法。校方发现后,于 8 月 9 日向编委会发出警告,指使用校徽方式可能引起「混淆」,要求编委会遮盖封面并道歉;编委会其后发表道歉声明,并决定停止派发该期特刊,同时承认迎新版面另有「人为失误与技术问题」。

这次风波引发的公众反应相当猛烈——有网民批评负责出版特刊的编委「不懂尊重自己所读学校」,认为迎新特刊面向新生,理应保留新生对大学的憧憬,而非以戏谑方式「先声夺人」;更有评论指出编委会英文道歉声明本身亦有文法错误,进一步放大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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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断庄」现象:大学界的普遍压力,城大也未能幸免

据 香港01 2021 年的报道^※,受疫情及「断莊」影响,当年香港八大院校均无学生会迎新营——「断莊」指某一届学生组织因无人参选或参选内阁不足法定门槛而未能顺利换届,导致组织出现权力真空或需以临时机制维持。这不是城大独有的现象,而是全港学界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压力:随着「上莊」被普遍认为耗时、封闭、讲人情,愿意投入一整年课余时间的学生逐年减少。

城大学生会近年屡次以「临时干事会」(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名义运作——据学生会迎新平台资料,曾以「第 41 届临时干事会」名义对外发布信息——这一现象与「断莊」高度吻合:并非没有学生关心会务,而是难以凑齐一整个符合会章要求的完整内阁,只能以「临时」形式维持基本运作,等待下一次正式换届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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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上莊」文化的另一面:港校共同的庄务江湖轶事

把城大的个案放回全港大专学界的坐标系里看,「上莊」压力催生的戏剧性场面并非城大独有。据 香港01 对历年大专庄务经典事迹的整理^※,香港大专学界流传的「dem beat」(呐喊拍手的庄务宣传仪式)文化里,曾出现候选内阁在竞选活动现场情绪失控、当众「反枱」(掀桌子)等场面,成为坊间口耳相传的「经典事迹」。这类轶事本身真伪与细节难以逐一考证,本篇不将其视为城大specific的史实收录,只作为理解「上莊」竞选文化整体氛围——高压力、高情绪投入、团体竞争——的背景参照。

真正区分城大个案与坊间一般轶事的,是本篇前述几件事都具备可查证的时间、地点、金额或官方回应:「聚流」内阁的人手从 14 人到 1 人有集誌社的具名会长自述佐证;2017 年 O-Camp 亏损 30.4 万有具体收支数字;2018 年编委会风波有校方警告与道歉声明为证。这种「可查证」与「坊间传闻」之间的区别,也是本站在处理庄务争议时反复强调的可信度分级原则——精彩的轶事很多,但只有留下痕迹的,才写入正史。

# 九、流庄之后:谁来交接,交接什么

「聚流」内阁最终留下的经验,或许比它遭遇的危机本身更值得记录:即便只剩一人,楼仔仍选择留任「临时行政委员会」成员,而非任由学生会陷入完全的权力真空。这种「留守到底」的姿态,在港校学生自治的语境里并不罕见——每逢「断莊」年份,总有个别学生愿意以「临时」身份撑住最基本的组织存续,哪怕这意味着独自承担原本该由十几人分摊的工作量。

对于后来者而言,这段历史留下的实际问题是:一届只剩一人的「临时干事会」,能否完整交接会章、印章、银行账户、历年活动记录与联络人脉给下一届正式内阁?这类交接细节,现有公开信源缺乏系统记录。本篇据此如实标注资料边界——「一人临委会」如何顺利(或不顺利)过渡回正式换届,是城大学生权力研究里一个悬而未决、值得后续追踪的问题。

::: 资料局限 本篇主要依据集誌社、香港01、on.cc 等媒体报道整理,楼仔与陈岳霖两位会长的具体表态经媒体转述,现有公开信源缺乏学生会内部会议纪录佐证部分细节(如 13 位干事离任的具体时间点与个别原因)。姓名据公开报道具名报道处理,其余在职/离任学生一般身份从简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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