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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费财政与黑箱指控:十六年账目、代收会费之争与会址收回

学生会争议 多方印证 约 7,882 字 · 16 分钟 更新

2022 年 1 月 23 日,一封信送到城大学生会新任会长案头:请在两周内——横跨农历新年——交出过去十六年的账目审计报告。学生会的第一反应是「强人所难」;校方的回应是,这笔账早就该交,拖了不是一年两年。这场围绕「十六年账目」的拉锯,并非凭空而降的政治动作,它的根源可以一路回溯到 2004 年一宗编委会前成员伪造账目的定罪案。本篇按时间线,把城大学生会财政争议里能查证的部分逐一摆开。


一、伏笔:2004 年编委会伪造账目定罪案

香港01 报道所引述的城大历史陈述,城大方面在阐述学生会「财务管理持续欠佳」的历史时,提到 2004 年一名学生会编辑委员会前成员伪造账目罪成。这是本篇所查证到的、城大学生会财务问题最早的具体节点。

需要明确标注的是,现有报道对这宗定罪案并未提供更多细节——涉事者的具体身份、判刑内容、案件编号均未见公开转述。按本站 BLP 规约,涉案者若为在世个人且报道未具名(报道本身即以「前成员」笼统指代),本篇不作进一步推断或补充身份信息,仅如实记录「校方陈述曾有此定罪案」这一事实层面的说法。


二、2012–2013 年:核数师辞任与校方首次警告

据同一报道整理,财务问题的第二个可查节点发生在 2012 至 2013 年之间:学生会未能提交 2006 至 2011 年的财务纪录,导致其核数师于 2012 年 12 月辞任。2013 年 1 月,城大校方高层与学生会代表会面,就财务管理表达「深切关注」。

这一节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核数师辞任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明确的专业信号——审计师通常只在客户长期未能提供必要文件、或对财务状况的真实性存疑时才会主动请辞,而非等到合约到期。换言之,「账目问题」在 2013 年已经不只是校方单方面的说法,而是有第三方专业人士的行动作为佐证。


三、2017 年:O-Camp 亏损 30.4 万撞上账目积弊

这一年的财政风波(详见〈庄务/内阁选举与流庄争议〉篇的完整叙述)与账目问题彼此叠加:一边是当届迎新营出现具体的 30.4 万港元亏损,一边是行政层面已经背负着自 2011 年起未清的审计缺口。两条线交织在一起,使得城大学生会在校方眼中的财务形象进一步固化为「持续欠佳」。


四、2020 年:停收会费,「行政打压」抑或「帐目混乱」?

on.cc 东网苹果日报2020 年 8 月的报道,城大宣布自 2020 年 6 月起停止代学生会收取会费。此前,城大学费单据中一直包含学生会会费选项,由校方代为收取再转交学生会;这套「代收」机制一旦停止,意味着学生会必须自行设计收费渠道、自行向每一位新生和在校生逐一收费。

校方立场:财务处表示,停收决定是为了「尊重学生会的独立运作」,并指多年前已开始与学生会讨论此安排;校方强调学生会「帐目审计一直混乱不清、未有改善」,尽管学生会曾多次承诺改善。

学生会立场:时任署理会长黄盛恒认为此举构成「行政打压」——他指出,校方曾多次协商中提出「分拆帐单」模式(即学生缴学费时可自行勾选是否缴交会费),但遭校方拒绝;更关键的是,校方未设过渡期让学生会准备自行收费系统(如「转数快」等电子支付渠道),仓促程度令学生会「预计只有约三成学生会缴费」,直接影响学生会的财政储备。


五、2022 年 1–2 月:十六年账目通牒与会址收回

香港01港人讲地的报道,事件在 2022 年初进入高峰:

时间 事项
2022 年 1 月 23 日 城大要求学生会于 2 月 5 日前提交 2005 至 2020 年(近十六年)的账目审计报告
2022 年 2 月 5 日 截止日期届满,学生会未能完成提交
2022 年 2 月 7 日 城大学生发展处正式致函新任会长(时属「聚流」内阁),宣布收回会址,要求于 2 月 14 日前交回并腾出会室
2022 年 2 月 14 日 学生会举行「临别礼」,其后迁出

城大官方将此定性为「为公平分配用地」的行政决定,并强调不排除禁止该会组织名称继续使用「香港城市大学」字眼。学生会一方则认为,在农历新年假期横跨其中的十四天内,要求交出近十六年的审计报告「强人所难」,并形容当时为「创会以来最大危机」。时任会长刘浚杰在告别礼上向传媒总结这场风波时说,「时代已不再容许任何学生会存在」——这句话后来常被引用,作为整场十六年账目争议情绪基调的注脚,尽管它本身并非对账目问题的具体回应。学生会迁出校园后,属会体系随之出现分化,一部分转投学生发展处名下以保留校内场地使用权(详见〈属会去留〉篇)。

这场账目风波并非城大孤例。城大的「停收会费+收回会址」组合,恰好发生在全港多所院校学生会与校方关系同步收紧的时间窗口里——具体时间线、各校官方说法与金额数字的完整对照见下文第六节。这一背景意味着,城大个案里「账目问题」与「行政打压」孰轻孰重的争论,很难完全脱离香港高等教育界当时的整体氛围单独评判;但本篇的处理原则是只记城大本身可查证的账目节点(2004、2012-13、2017、2020、2022),不将其他院校的动作直接等同或嫁接为城大账目问题的成因。

需要特别注明的是:2022 年会址收回事件,后续曾牵出警方国安处介入调查一事(详见 香港01 相关报道)——这部分涉及 2019 年以后的政治敏感脉络,按本馆规则不在本模块展开,相关外部来源链接见 14 模块目录。本篇仅聚焦账目与场地这一行政/财政层面的经过。

同年 9 月,14 名参与「临别礼」的学生因在会址内合照留影,被票控违反防疫「限聚令」。据 明报报道,14 人其后于九龙城裁判法院认罪,各被判罚款 7,000 港元;裁判官在求情陈词中考虑到事件持续时间短、被告均无案底等因素,以此量刑。这宗案件性质属公共卫生防疫法规执行个案,本篇按行政/法律事实记录,不代入政治评价。


六、跨校对照:2020–2025 年全港院校与学生会的会费/审计交锋

一句话答案:城大 2020 年停收会费、2022 年收回会址的组合,是 2020 年代前中期全港八大与学生会关系全面收紧浪潮里最早启动、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环——中大、港大、理大在 2021 年陆续跟进停收会费,浸会大学的交锋更是一路延续到 2025 年底仍未平息。

中新社整理报道,2020 至 2021 年间,至少四所资助大学先后停止代学生会收取会费:

院校 停收会费/关系收紧年份 校方公开说法 后续升级
香港城市大学 2020 年 6 月起停收会费;2022 年 2 月收回会址 帐目审计「持续欠佳」「混乱不清」,多次承诺改善未见兑现 学生会迁至深水埗自负盈亏,转型为校外公司运作
香港中文大学 2021 年 2 月停收会费 候任内阁言论可能损害校誉,或涉利用校园作政治宣传平台 学生会其后解散重组
香港大学 2021 年 4 月停收会费 学生会行事日趋政治化,损害大学整体利益和声誉;会费每人 140 港元,原估算年收入约 140 万港元 学生会其后解散
香港理工大学 2021 年 7 月 13 日停收会费 学生会为独立注册团体,理应自行处理财政事务,非大学法定职责
香港浸会大学 2021 学年起停收会费;2023 年就干事会政纲内容作纪律处分;2025 年 12 月 4 日校方通知无限期停运学生会 会员人数过少、缺乏认受性、未尽学生福利职能、财务管理未遵校方指引 学生会反驳:会员数自停收会费后曾大跌,本年度调低会费并招募后已回升约六倍;就财务规条修订双方已达共识,校方仍在不足 48 小时内接管会室等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城大在这张时间表里排位偏早——它是四校中最先动手的一家(2020 年 6 月,早于中大、港大、理大近一年),且是唯一走到「收回实体会址」这一步的案例;其余几校的动作多停留在「停收会费」层面,未直接触及会址。这也是为什么本篇把城大个案的时间线拉得比其他院校长得多:账目争议在城大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条从 2004 年延伸到 2022 年、跨度接近二十年的连续脉络。

浸大 2025 年 12 月的停运争议进一步说明,这场围绕「学生会财务是否达标」的攻防,在城大 2022 年案例之后并未随时间平息,反而在浸会大学身上以更激烈的形式重演——同样是校方以财务管理、认受性不足为由采取行政手段,同样是学生会当场反驳、指校方沟通不足。两案相隔三年多,说法结构却高度相似,这提示读者:「帐目问题」在香港近年的学生自治争议里,已经成为校方与学生会双方都会援引、却极少经第三方独立审计验证的一套固定说辞框架,城大 2004–2022 年的这条脉络,某种意义上是这套框架最早、也最完整的一次公开演练。


七、「代表性不足两成」:另一条并行的指控线

与账目争议几乎同期展开的,还有城大对学生会「代表性」的公开质疑。据 港人讲地报道,2022 年 1 月,城大学生发展处表示:学生会是「独立于大学的校外注册社团」,却「以城大学生会的名义行事」;校方并指出,有约八成城大本科生并非学生会会员,而是归属其他社团或干脆不属于任何社团。

学生会对此的回应是:在两周内(且横跨农历新年)交出近十六年审计报告「强人所难」,并将此形容为学生会「创会以来最大危机」——这段回应同时用于回应账目通牒与代表性质疑两项指控,某种程度上说明学生会当时的公关资源已经无法就每一项指控分别详细作答,只能以「危机」定性统一应对。


八、黑箱之外:财政透明度为何是学生自治的生命线

把上述节点串起来看,城大学生会的财政争议呈现出一条相当连贯的逻辑链:账目问题(2004、2012-13)→财务警告未见根本改善(2013-2020)→停收会费(2020)→十六年通牒与会址收回(2022)→代表性质疑(2022)→校董议席改组(2024-2025)。无论对校方指控的具体细节持何种立场,这条链条本身揭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一个学生自治组织若长期无法向出资方(即全体会员)与监管方(校方)清楚交代资金流向,它在制度博弈中的谈判筹码会持续被削弱。跨校对照(见第六节)进一步说明,这不是城大独有的困境——浸会大学 2025 年底的停运争议,几乎是同一套逻辑链条在另一所院校的重演。

对城大学生会而言,2022 年后转型为校外公司、自负盈虧的路径(详见〈庄务/内阁选举与流庄争议〉篇),某种意义上是把「财政不透明」的历史包袱甩掉重来的一次尝试——脱离校方代收会费机制,也意味着脱离校方对账目的监管要求,但代价是会员基础和收入规模的大幅缩水。这场十几年的账目拉锯,最终没有一方拿出一份独立第三方审计报告来一锤定音,而是以学生会离开校园、改换运作形态的方式不了了之——这本身或许就是这场「黑箱」争议留给后来者最值得记取的一课:当双方都没有动机把账目彻底摊开在阳光下时,争议往往不会以「真相大白」收场,而是以「另起炉灶」收场。

对普通城大学生而言,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账目拉锯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最终谁对谁错,而在于它清楚示范了学生自治组织在财务上的两难:完全依赖校方代收会费,意味着财务命脉捏在校方手里,一旦关系恶化即可被切断;完全脱离校方、自负盈虧,又意味着失去稳定的会员基础和现金流,只能靠场地出租、商品销售等零散收入维持。城大学生会最终选择了后者,但这条路径本身能走多远、能否支撑起下一次十六年账目式的历史包袱,现有公开资料尚无法给出答案。

:::资料局限 本篇所据均为媒体报道对校方与学生会双方公开陈述的转述,现有公开信源未见完整的第三方独立审计报告、法庭记录原文或学生会内部财务文件。2004 年定罪案、2012 年核数师辞任等节点细节有限,若日后有官方档案、法庭记录或学生会历史财务报告可查,应据以补充或修正本篇陈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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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自行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