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费财政与黑箱指控:十六年账目、代收会费之争与会址收回

2022 年 1 月 23 日,一封信送到城大学生会新任会长案头:请在两周内——横跨农历新年——交出过去十六年的账目审计报告。学生会的第一反应是「强人所难」;校方的回应是,这笔账早就该交,拖了不是一年两年。这场围绕「十六年账目」的拉锯,并非凭空而降的政治动作,它的根源可以一路回溯到 2004 年一宗编委会前成员伪造账目的定罪案。本篇按时间线,把城大学生会财政争议里能查证的部分逐一摆开。

# 一、伏笔:2004 年编委会伪造账目定罪案

据 香港01 报道所引述的城大历史陈述^※,城大方面在阐述学生会「财务管理持续欠佳」的历史时,提到 2004 年一名学生会编辑委员会前成员伪造账目罪成。这是本篇所查证到的、城大学生会财务问题最早的具体节点。

需要明确标注的是,现有报道对这宗定罪案并未提供更多细节——涉事者的具体身份、判刑内容、案件编号均未见公开转述。按本站 BLP 规约,涉案者若为在世个人且报道未具名(报道本身即以「前成员」笼统指代),本篇不作进一步推断或补充身份信息,仅如实记录「校方陈述曾有此定罪案」这一事实层面的说法。

# 二、2012–2013 年:核数师辞任与校方首次警告

据同一报道整理,财务问题的第二个可查节点发生在 2012 至 2013 年之间:学生会未能提交 2006 至 2011 年的财务纪录,导致其核数师于 2012 年 12 月辞任。2013 年 1 月,城大校方高层与学生会代表会面,就财务管理表达「深切关注」。

这一节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核数师辞任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明确的专业信号——审计师通常只在客户长期未能提供必要文件、或对财务状况的真实性存疑时才会主动请辞,而非等到合约到期。换言之,「账目问题」在 2013 年已经不只是校方单方面的说法,而是有第三方专业人士的行动作为佐证。

# 三、2017 年:O-Camp 亏损 30.4 万撞上账目积弊

这一年的财政风波(详见〈庄务/内阁选举与流庄争议〉篇的完整叙述)与账目问题彼此叠加:一边是当届迎新营出现具体的 30.4 万港元亏损,一边是行政层面已经背负着自 2011 年起未清的审计缺口。两条线交织在一起,使得城大学生会在校方眼中的财务形象进一步固化为「持续欠佳」。

# 四、2020 年:停收会费,「行政打压」抑或「帐目混乱」?

据 on.cc 东网^※与 苹果日报^※2020 年 8 月的报道,城大宣布自 2020 年 6 月起停止代学生会收取会费。此前,城大学费单据中一直包含学生会会费选项,由校方代为收取再转交学生会;这套「代收」机制一旦停止,意味着学生会必须自行设计收费渠道、自行向每一位新生和在校生逐一收费。

校方立场:财务处表示,停收决定是为了「尊重学生会的独立运作」,并指多年前已开始与学生会讨论此安排;校方强调学生会「帐目审计一直混乱不清、未有改善」,尽管学生会曾多次承诺改善。

学生会立场:时任署理会长黄盛恒^※认为此举构成「行政打压」——他指出,校方曾多次协商中提出「分拆帐单」模式(即学生缴学费时可自行勾选是否缴交会费),但遭校方拒绝;更关键的是,校方未设过渡期让学生会准备自行收费系统(如「转数快」等电子支付渠道),仓促程度令学生会「预计只有约三成学生会缴费」,直接影响学生会的财政储备。

# 五、2022 年 1–2 月:十六年账目通牒与会址收回

据 香港01^※与 港人讲地^※的报道,事件在 2022 年初进入高峰:

城大官方将此定性为「为公平分配用地」的行政决定,并强调不排除禁止该会组织名称继续使用「香港城市大学」字眼。学生会一方则认为,在农历新年假期横跨其中的十四天内,要求交出近十六年的审计报告「强人所难」,并形容当时为「创会以来最大危机」。

这场账目风波并非城大孤例。据公开报道整理,2022 年前后,香港理工大学要求学生会签署协议并交出会议纪录,中大与港大学生会先后解散,教育大学不再承认学生会,浸会大学同期停止收取会费——城大的「停收会费+收回会址」组合,恰好发生在全港多所院校学生会与校方关系同步收紧的时间窗口里。这一背景意味着,城大个案里「账目问题」与「行政打压」孰轻孰重的争论,很难完全脱离香港高等教育界当时的整体氛围单独评判;但本篇的处理原则是只记城大本身可查证的账目节点(2004、2012-13、2017、2020、2022),不将其他院校的动作直接等同或嫁接为城大账目问题的成因。

需要特别注明的是:2022 年会址收回事件,后续曾牵出警方国安处介入调查一事(详见 香港01 相关报道^※)——这部分涉及 2019 年以后的政治敏感脉络,按本馆规则不在本模块展开,相关外部来源链接见 14 模块目录。本篇仅聚焦账目与场地这一行政/财政层面的经过。

同年 9 月,14 名参与「临别礼」的学生因在会址内合照留影,被票控违反防疫「限聚令」。据 明报报道^※,14 人其后于九龙城裁判法院认罪,各被判罚款 7,000 港元;裁判官在求情陈词中考虑到事件持续时间短、被告均无案底等因素,以此量刑。这宗案件性质属公共卫生防疫法规执行个案,本篇按行政/法律事实记录,不代入政治评价。

# 六、「代表性不足两成」:另一条并行的指控线

与账目争议几乎同期展开的,还有城大对学生会「代表性」的公开质疑。据 港人讲地报道^※,2022 年 1 月,城大学生发展处表示:学生会是「独立于大学的校外注册社团」,却「以城大学生会的名义行事」;校方并指出,有约八成城大本科生并非学生会会员,而是归属其他社团或干脆不属于任何社团。

学生会对此的回应是:在两周内(且横跨农历新年)交出近十六年审计报告「强人所难」,并将此形容为学生会「创会以来最大危机」——这段回应同时用于回应账目通牒与代表性质疑两项指控,某种程度上说明学生会当时的公关资源已经无法就每一项指控分别详细作答,只能以「危机」定性统一应对。

# 七、黑箱之外:财政透明度为何是学生自治的生命线

把上述节点串起来看,城大学生会的财政争议呈现出一条相当连贯的逻辑链:账目问题(2004、2012-13)→财务警告未见根本改善(2013-2020)→停收会费(2020)→十六年通牒与会址收回(2022)→代表性质疑(2022)→校董议席改组(2024-2025)。无论对校方指控的具体细节持何种立场,这条链条本身揭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一个学生自治组织若长期无法向出资方(即全体会员)与监管方(校方)清楚交代资金流向,它在制度博弈中的谈判筹码会持续被削弱。

对城大学生会而言,2022 年后转型为校外公司、自负盈虧的路径(详见〈庄务/内阁选举与流庄争议〉篇),某种意义上是把「财政不透明」的历史包袱甩掉重来的一次尝试——脱离校方代收会费机制,也意味着脱离校方对账目的监管要求,但代价是会员基础和收入规模的大幅缩水。这场十几年的账目拉锯,最终没有一方拿出一份独立第三方审计报告来一锤定音,而是以学生会离开校园、改换运作形态的方式不了了之——这本身或许就是这场「黑箱」争议留给后来者最值得记取的一课:当双方都没有动机把账目彻底摊开在阳光下时,争议往往不会以「真相大白」收场,而是以「另起炉灶」收场。

对普通城大学生而言,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账目拉锯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最终谁对谁错,而在于它清楚示范了学生自治组织在财务上的两难:完全依赖校方代收会费,意味着财务命脉捏在校方手里,一旦关系恶化即可被切断;完全脱离校方、自负盈虧,又意味着失去稳定的会员基础和现金流,只能靠场地出租、商品销售等零散收入维持。城大学生会最终选择了后者,但这条路径本身能走多远、能否支撑起下一次十六年账目式的历史包袱,现有公开资料尚无法给出答案。

::: 资料局限 本篇所据均为媒体报道对校方与学生会双方公开陈述的转述,现有公开信源未见完整的第三方独立审计报告、法庭记录原文或学生会内部财务文件。2004 年定罪案、2012 年核数师辞任等节点细节有限,若日后有官方档案、法庭记录或学生会历史财务报告可查,应据以补充或修正本篇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