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生会与O-Camp:迎新游戏出格、宿舍metoo投诉与两个月的沉默

一场馆内挤着过百名新生的迎新营游戏,一次会计系新生被要求把气球塞进衣服的「半自愿」环节,一间宿舍导师办公室里说不清是什么的「不明物体」——这三件事分别发生在 2015、2018、2020 年,当事人身份、经过和结局都不一样,但共同勾勒出城大迎新与宿舍生活里一条隐藏的风险轴线:当团体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与监督者是同一批学生或同一套宿舍行政系统时,出了事该由谁来喊停、该由谁来查清楚,往往才是真正的难题。

# 一、2015 年迎新营:一场「几乎打起来」的对峙

据 东方日报 2015 年 9 月 8 日报道^※,城大一场 O-Camp(迎新营)活动期间,一段影片在事发翌日流出社交媒体:在一个聚集过百名学生的场馆内,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学生向另一名蓝衣男生「连续挥棍两次」,随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包括「胸对撞」及对峙,最终被周围学生分开。

报道未具名指认涉事学生,仅以衣着颜色区分,本篇按 BLP 规约同样不作进一步身份推断。城大校方当时回应称「暂没有收到与迎新营有关的投诉」,并呼吁举办活动时须「以安全、彼此尊重为原则」。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此事损害大学名誉,认为「咁大个仔玩ocamp玩到打交」不妥当。报道未记录学生会就此事的具体回应。

这起事件的意义,与其说是「城大迎新营特别混乱」,不如说是任何聚集上百名情绪高涨的年轻人、又缺乏明确纠纷仲裁机制的场合,都存在类似风险——它更像是后续两宗更严重事件的前奏,而非孤立个案。

# 二、2018 年:会计系迎新日的「气球塞胸」疑云

据 晴报 2018 年 8 月 31 日报道^※,城大会计系一场迎新日活动中,有女新生投诉:在团体游戏输掉后,她们被要求把气球塞进衣服近胸口位置,作为「输波惩罚」的一部分。女新生批评相关环节带有「性化」意味;报道亦提到,活动中有部分高年级学生脱去上衣、裸露身体,而在游戏落败环节里,据投诉方描述,至少两名女学生在被形容为「半自愿」的情况下按要求将气球塞入衣内。

城大方面的回应是:相关行为属学生间「自发」,并非活动组织者刻意设计的环节。

这起事件与随后几年全港多所大学连环爆出的迎新营性骚扰疑云(详见第四节)属于同一类问题的早期个案——当时香港社会对「O-Camp 性骚扰」的关注度尚未如 2023 年前后那样密集,这也是这类事件在当时未引发持续追踪报道的可能原因之一。

# 三、2020 年「城大metoo」:两个月冷处理与噤声令

三宗事件中,证据链条最完整、也最严重的一宗,发生在宿舍而非迎新营现场。据 香港01「隐形香港」栏目的深度报道^※,2020 年 6 月,一名城大女宿生指控:一名宿舍导师以「有重要事情要商讨」为由,要求她单独到其房间;在房间内,该导师以不明物体扫过她的胸部。

据报道,这名女宿生事后向舍监投诉,但舍监被指「冷处理」——即未有及时、积极地跟进处理。其后,她转向校方防止性骚扰委员会投诉,但报道指该委员会其后勒令这名女宿生将事件保密,而整个调查过程历时两个月仍未有结果。

按本站 BLP 规约,「宿舍导师」这一身份在此负面指控语境中不予具名(报道本身亦未见具名报道),本篇仅以其职务身份指代;涉事女宿生作为受害方及在世个人,同样不披露除报道已公开描述之外的身份细节。

这宗个案之所以格外值得记录,不在于「宿舍导师是否真的做了这件事」——这一点在现有证据条件下无法由本站作出判断——而在于报道所描述的处理流程本身的失灵:从舍监到防止性骚扰委员会,每一层理论上应该提供保护与响应的机制,在投诉人的自述里都变成了拖延或噤声的环节。如果这一描述属实,那么问题就不只是「个别导师是否失当」,而是「学校的申诉链条能否真正兑现其应有功能」——这恰恰是本模块反复关注的「学生权力」核心议题之一(详见〈架构与选举〉篇第七节对「监察能力」的讨论)。

# 四、更大的背景:2023 年香港多校 O-Camp 连环风波

把城大的三宗个案放进全港脉络里看,2023 年前后香港多所大学的迎新营接连爆出性骚扰、性侵犯甚至风化案指控,是理解这类事件为何愈发受到公众关注的重要背景。据 RFA 粤语 2023 年 9 月报道^※,当年多间大学迎新营被曝出涉及猥亵游戏、影片流出、甚至警方立案调查的性侵、非礼指控;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当时表示,大学传统迎新营模式加上学生防范意识不足,导致「连环」出现性骚扰及性侵犯事件。

据 星岛日报^※与 RTHK 报道^※,这波风波之后,香港多所大学修订了迎新营指引:活动内容须预先呈交校方审批、禁止含性暗示或侮辱性的游戏、限制饮酒和深夜活动,违规者可面临纪律处分乃至开除。平机会 2023 年在八大院校为约 2,000 名师生提供反性骚扰网上培训,并在当年 8 月前已在校园举办 33 场提高性骚扰认知的培训活动。

对城大而言,现有公开信源未见其在这波全港性整改中的具体细则(例如具体审批流程、违规处分案例)有独立报道;本篇按资料如实呈现的原则,不将其他院校的整改措施直接嫁接为城大已实施的具体政策,只记录城大本身在这波背景下面对的舆论环境。

# 五、宿生会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

需要特别厘清的是,上述三宗个案里,严格意义上的「宿生会」(由宿生自行组成、负责宿舍迎新与楼层活动的自治组织,详见〈架构与选举〉篇第七节)在现有公开报道中并非直接的责任方——2015 年迎新营冲突涉及的是校方定性的「O-Camp」整体活动秩序问题;2018 年气球事件涉及的是会计系迎新日,组织单位据报道更可能是系会或迎新筹委会;2020 年宿舍性骚扰个案的责任链条则是「宿舍导师→舍监→防止性骚扰委员会」,这是校方宿舍行政系统(Residence Life 团队),而非学生自治性质的宿生会。

这一区分很重要:它意味着城大宿生会作为学生自治组织,在现有可查证的争议案例中,更多是活动的参与者或旁观者,而非直接的责任承担方——真正需要被追问监督责任的,分别是迎新营的具体筹办单位(系会/O-Camp 筹委会),以及宿舍生活里的校方行政系统(舍监、宿舍导师、防止性骚扰委员会)。这提醒读者:讨论「校园性骚扰」类争议时,不能简单地把责任笼统归为「学生组织」,而应厘清具体是哪一层级、哪一类机构在事件链条中失职。

# 六、为什么这类争议在城大显得「零散」而非「系统」

对照港大、中大、岭南大学等院校在 2023 年前后接连爆出的迎新营性侵、非礼指控——部分个案已进入警方立案、法庭审理阶段——城大目前公开可查的三宗个案,无论在严重程度的媒体曝光规模,还是在事后处理透明度上,都呈现出更为零散、缺乏系统追踪的状态。这种「零散」本身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城大迎新营与宿舍生活的实际风险确实相对较低;二是类似事件即便发生,也未必都进入媒体视野或形成可查证的报道链条,尤其当处理过程本身就倾向「冷处理」与「保密」时(如第三节所述个案),事件更难留下公开痕迹。

本篇的处理原则是:不因缺乏更多曝光个案就假定城大"更安全",也不因个别严重个案就渲染城大"迎新文化格外恶劣"——两种简化叙事都超出现有证据能支撑的范围。城大宿舍系统近年因马鞍山白石李兆基学生宿舍村启用而进入双址扩张阶段(详见 21 模块〈宿舍与舍堂生活〉),新宿舍村是否有独立的宿生会架构、迎新营规范是否随之更新,仍是需要持续追踪的问题。

::: 资料局限 本篇三宗个案均来自单一或有限媒体信源,现有公开资料缺乏校方内部调查报告、纪律聆讯结果或司法程序记录佐证。按 BLP 规约,本篇对所有涉负面指控的在世个人一律不具名、仅以身份指代;若日后有可靠来源披露具体处理结果(如导师是否被处分、投诉是否成立),应据以补充更新本篇陈述。本篇不因案例数量有限而牵强嫁接其他院校个案冒充城大本身事件,凡涉城大以外院校的内容均已明确标注来源与院校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