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務與內閣選舉:從十四人到一人的"聚流"內閣與流莊危機

2022 年 2 月底,城大學生會新一屆內閣「聚流」剛上任不到一個月,還沒來得及適應角色,就收到校方一封信:一週內交出會室。一年多以後,這個原本十四人的團隊裏,只剩會長一人還留在「臨時行政委員會」的位置上。他形容前莊員的離去不是失落,而是欣慰——「有人想讀書、有人想工作」。這句輕描淡寫的話背後,是港校學生自治長期存在、卻很少被擺到枱面細説的問題:莊不是選出來就萬事大吉,能不能撐到卸任那天,本身就是一場消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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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莊」是什麼:一年任期裏的團體勞動

在香港大專學界的語境裏,「上莊」指一屆學生以團隊形式接手一個學生組織(學生會幹事會、系會、宿生會、屬會等)一年,統籌活動、財務、宣傳、招新、對外聯絡與交接等事務。城大的幹事會即以此模式運作——每屆幹事以「內閣」(cabinet)整組參選,當選後即共同「上莊」一年,任期屆滿交棒給下一屆。

這套模式的吸引力在於:它提供了在大學階段少有的、近似真實機構運作的訓練場——學生要在有限預算、有限人手下,處理對外溝通、活動審批、財務報表、媒體應對等一整套事務,這些經驗往往成為履歷上的亮點。但它的代價同樣具體:佔用大量課餘時間、頻繁開會、與隊友磨合、面對突發狀況時幾乎沒有退路。城大近幾年發生的事,恰好把這套模式在極端壓力下會如何崩解,呈現得相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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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聚流」內閣：一個月內從「上任」到「保生存」

據 集誌社的深度報道^※,城大學生會 2022 年 2 月底剛剛換屆,新一屆幹事會內閣「聚流」上任未幾,就在 2022 年 2 月 7 日收到城大學生髮展處的正式信函,宣佈收回學生會原設於校園綜合樓六樓的會室,要求「聚流」於一週內完成搬遷。

時任會長劉浚傑^※(圈內綽號「樓仔」)回憶當時的心境:「我完全想像不到,沒有會室如何找到生存空間。」一週之內,「聚流」內閣需要同時完成會室物資搬運、三十多個屬會的聯絡安置、媒體溝通應對——這些原本應分攤在一年任期裏的高強度工作,被壓縮進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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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遷徙兩程:從火炭「貨倉」到深水埗「自立」

據同一報道,「聚流」內閣其後經歷了兩次搬遷:

第一程(2022 年 2–8 月):火炭工業區。 樓仔形容這處臨時落腳點「罨耷」似貨倉,距離九龍塘校區三個港鐵站,往返需時約一小時——這個距離足以讓原本會「路過就進來坐坐」的學生幾乎絕跡。會室從「校內觸手可及」變成「需要專門坐車去一趟」的地方,直接打擊了學生會的可見度與日常人流。

第二程(2023 年 2 月起):深水埗青山道 124 至 126 號。 學生會在此租下五、六樓合共約二千尺空間,六樓作學生服務區(自修、產品購買、諮詢),五樓則出租給屬會舉辦活動——如某音樂學會曾在此辦比賽,吸引過百人蔘加。

兩次搬遷之間,內閣的人手也在流失。據報道,「聚流」內閣原有 14 位幹事,到 2023 年時只剩樓仔一人,以「臨時行政委員會」(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成員身份繼續維持會務運作。樓仔當時已是三年級學生,累計參與學生組織超過 800 天——這個數字本身説明,能撐到最後的,往往是已經把「上莊」當作長期投入、而非一年任務的極少數人。

對於其餘 13 位幹事的離去,樓仔的説法是「前莊員找到自己的目標,有人想讀書、有人想工作」,並表示為此感到欣慰而非失落。這段自述值得記錄,但也應留有餘地——報道未記錄這 13 人各自的具體去向與離職時點,是否與會址危機、財政壓力直接相關,現有公開信源未能逐一核實,本篇如實呈現「一人臨委會」這一結果,不代入猜測具體成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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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財政自負盈虧:會費腰斬後的自救

「聚流」內閣及其後繼者面對的另一重壓力是財政。據報道,城大校方自 2022 年起拒絕代收學生會會費(詳見〈莊費財政與黑箱·賬目爭議〉篇的完整梳理),導致學生會的會員人數與會費收入均腰斬(減半)。

為應對財政缺口,學生會轉向兩條自救路徑:

• 與屬會捆綁會員制度:規定加入屬會須先成為學生會會員,以此擴大會員基礎,報道形容為「一石二鳥」;
• 場地出租與商品銷售:五樓場地出租予屬會辦活動、六樓銷售「福利品」(如文具會員價 4 元、非會員 6 元)及自設計的學生會衞衣。

這一系列自救動作最終指向一個目標——自負盈虧,即完全脱離對校方代收會費機制的依賴,以校外商業公司的形式維持運作。這個轉型本身,已經超出了「一屆內閣能否順利交接」的範疇,變成學生會作為一個組織能否在校園建制外繼續存在的生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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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O-Camp 財政黑洞如何拖垮內閣士氣:2017 年的先例

「聚流」的困境固然極端,但城大學生會內閣在財政壓力下士氣受挫,並非孤例。據 on.cc 東網 2017 年 12 月的報道^※,城大學生會 2017 年暑假在北潭湧舉辦的迎新營,最終虧損 30.4 萬港元(收入 28.4 萬,支出 58.8 萬)。

時任會長陳嶽霖^※向傳媒解釋虧損原因:近半數「組爸組媽」(帶隊高年級學生)未繳交約 500 港元的費用;大批「老鬼」(畢業或已離任的資深學生)未經批准私自入營,導致人數超出營地限額而被罰款;部分活動超時,產生額外罰款;租用巴士往返營地花費 3.3 萬港元。學生質疑的具體支出還包括購買 18 個水膠桶合共 4,050 港元(單價 225 港元)、白石燒烤場水戰場地費 1.4 萬港元——這些數字被學生認為偏高,但報道未見校方或第三方審計對單價合理性的獨立核實。

「填氹」是這次事件裏被反覆使用的一個詞——香港用語,指補填財政窟窿。據報道,陳嶽霖表示將通過提升小賣部營業額「開源節流」,並檢討財政管理方法;他強調學生會已向欠費者追數,但未獲成功。

這次虧損事件發生在「聚流」危機的五年前,但兩者共享同一個結構性根源:O-Camp 與莊務的財政規模,遠超一屆學生業餘管理經驗通常能安全駕馭的複雜度——涉及場地租賃合同、保險、人數管控、巴士包車、餐飲採購等多項專業事務,一旦某個環節失控(超支、超員、欠費),責任最終會落在當屆會長一人身上,由他/她向全體會員與校方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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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個莊期的公關災難:2018 年編委會「惡搞校名」事件

內閣壓力不只來自財政與人手,也來自一次判斷失誤引來的輿論反噬——2018 年編委會的《迎新特刊》風波,是城大學生自治史上一次典型的「莊內決策→公眾爆炸→緊急補救」案例。

據 東方日報^※與 on.cc 東網^※報道,城大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於 2018 年 8 月出版的迎新特刊封面上,把英文校名「City」改成「Shitty」,中文全名相應改為「又一城市大學」——兩者均為網絡流傳已久、帶戲謔意味的校名調侃説法。校方發現後,於 8 月 9 日向編委會發出警告,指使用校徽方式可能引起「混淆」,要求編委會遮蓋封面並道歉;編委會其後發表道歉聲明,並決定停止派發該期特刊,同時承認迎新版面另有「人為失誤與技術問題」。

這次風波引發的公眾反應相當猛烈——有網民批評負責出版特刊的編委「不懂尊重自己所讀學校」,認為迎新特刊面向新生,理應保留新生對大學的憧憬,而非以戲謔方式「先聲奪人」;更有評論指出編委會英文道歉聲明本身亦有文法錯誤,進一步放大了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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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斷莊」現象:大學界的普遍壓力,城大也未能倖免

據 香港01 2021 年的報道^※,受疫情及「斷莊」影響,當年香港八大院校均無學生會迎新營——「斷莊」指某一屆學生組織因無人蔘選或參選內閣不足法定門檻而未能順利換屆,導致組織出現權力真空或需以臨時機制維持。這不是城大獨有的現象,而是全港學界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壓力:隨着「上莊」被普遍認為耗時、封閉、講人情,願意投入一整年課餘時間的學生逐年減少。

城大學生會近年屢次以「臨時幹事會」(Provis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名義運作——據學生會迎新平台資料,曾以「第 41 屆臨時幹事會」名義對外發布信息——這一現象與「斷莊」高度吻合:並非沒有學生關心會務,而是難以湊齊一整個符合會章要求的完整內閣,只能以「臨時」形式維持基本運作,等待下一次正式換屆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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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上莊」文化的另一面:港校共同的莊務江湖軼事

把城大的個案放回全港大專學界的座標系裏看,「上莊」壓力催生的戲劇性場面並非城大獨有。據 香港01 對歷年大專莊務經典事蹟的整理^※,香港大專學界流傳的「dem beat」(吶喊拍手的莊務宣傳儀式)文化裏,曾出現候選內閣在競選活動現場情緒失控、當眾「反枱」(掀桌子)等場面,成為坊間口耳相傳的「經典事蹟」。這類軼事本身真偽與細節難以逐一考證,本篇不將其視為城大specific的史實收錄,只作為理解「上莊」競選文化整體氛圍——高壓力、高情緒投入、團體競爭——的背景參照。

真正區分城大個案與坊間一般軼事的,是本篇前述幾件事都具備可查證的時間、地點、金額或官方回應:「聚流」內閣的人手從 14 人到 1 人有集誌社的具名會長自述佐證;2017 年 O-Camp 虧損 30.4 萬有具體收支數字;2018 年編委會風波有校方警告與道歉聲明為證。這種「可查證」與「坊間傳聞」之間的區別,也是本站在處理莊務爭議時反覆強調的可信度分級原則——精彩的軼事很多,但只有留下痕跡的,才寫入正史。

# 九、流莊之後:誰來交接,交接什麼

「聚流」內閣最終留下的經驗,或許比它遭遇的危機本身更值得記錄:即便只剩一人,樓仔仍選擇留任「臨時行政委員會」成員,而非任由學生會陷入完全的權力真空。這種「留守到底」的姿態,在港校學生自治的語境裏並不罕見——每逢「斷莊」年份,總有個別學生願意以「臨時」身份撐住最基本的組織存續,哪怕這意味着獨自承擔原本該由十幾人分攤的工作量。

對於後來者而言,這段歷史留下的實際問題是:一屆只剩一人的「臨時幹事會」,能否完整交接會章、印章、銀行賬户、歷年活動記錄與聯絡人脈給下一屆正式內閣?這類交接細節,現有公開信源缺乏系統記錄。本篇據此如實標註資料邊界——「一人臨委會」如何順利(或不順利)過渡回正式換屆,是城大學生權力研究裏一個懸而未決、值得後續追蹤的問題。

::: 資料侷限 本篇主要依據集誌社、香港01、on.cc 等媒體報道整理,樓仔與陳嶽霖兩位會長的具體表態經媒體轉述,現有公開信源缺乏學生會內部會議紀錄佐證部分細節(如 13 位幹事離任的具體時間點與個別原因)。姓名據公開報道具名報道處理,其餘在職/離任學生一般身份從簡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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