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資會撥款與研資局資助——城大的公帑收入結構解讀

政府把公帑交到大學手上，靠的不是拍腦袋的一筆總數，而是一套跑了幾十年的計算機制：先數學額，再乘學科成本權重，疊上研究表現，最後一次過打包；學生自己繳的學費，則被一條凍結了近三十年的「成本回收率」紅線圈定。一句話結論： 香港城市大學(CityUHK)作為教資會(UGC)八所資助院校之一，其公帑收入主要由三年期整體撥款(block grant)、按 18%成本回收率^※界定的學費，以及研資局(RGC)階梯式競爭資助共同構成——本篇講的是這三筆錢各自「怎麼算出來」的機制與政策脈絡，而非逐年金額；城大曆年具體數字（2023/24 整體撥款約 HK$31.2 億、佔收入 47.5%、研資局在研項目約 HK$31.5 億等）見姊妹篇 ugc-block-grant-and-research-funding.md，年度收支總覽見母卡 finance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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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撥款到底怎麼「算」出來？三成分背後的計算邏輯

香港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教資會」）向八所資助大學發放的經常性資助，採取整體撥款(block grant) 形式，核心原則是「錢隨學校走、學校自行分配」。教資會 明確説明^※，這筆錢「can be flexibly deployed by th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institutional autonomy」（可由大學按院校自主原則靈活運用）——政府定的是總額與問責，不干預校內如何跨學科切分。

整體撥款由三個成分組成，2025-28 三期口徑的比例約為教學 78%、研究 20%、專業活動 2%^※。三者的計算依據完全不同，是理解城大公帑收入結構的鑰匙。

教學成分是最大一塊，其計算被拆到很細的顆粒度。據教資會説明，教學撥款「按政府核定的學生名額數量、學習程度（副學位、學士、授課式研究生、研究式研究生）、就讀模式（全日制、兼讀）及學科^※」計算。也就是説，同樣一個學額，讀研究式博士與讀副學位、讀全日制與讀兼讀、讀實驗室密集學科與讀講堂型文商科，折算出的撥款並不相同。

學科成本權重是其中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機制。教資會指出，某些學科「需要特殊設備、實驗室，或更耗教員授課時間^※」，教學成本更高，會反映在撥款分配上。實務上這套差異被歸併為若干「價格組別(price groups)」：醫學、牙醫、工程、理學等實驗密集型學科的單位學額撥款，系統性地高於人文、商科、社科等講堂型學科。對以工程、科學、創意媒體見長的城大而言，學科結構本身就是撥款的隱性放大器——同一個學額數字，學科越偏實驗室，折算出的教學撥款越高。

研究成分不按單個項目直接撥款，而是作為研究基礎設施經費整體下撥。其額度愈來愈「競爭化」：教資會正 逐步以更具競爭性的方式分配研究部分^※，依據是各校在研究評估演習(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中的表現，以及在研資局指定競爭計劃中的獲批成績。這帶來一個疊加效應：城大每多拿一個研資局項目，不僅直接得到該項目的錢，還間接抬高下一期整體撥款裏的研究成分——競爭性表現被「計入」了經常性撥款的算式。

專業活動成分佔比雖小（約 2%），卻是三成分裏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塊。它支持的是院校層面的專業發展、學術交流與知識轉移等非直接歸入教學或研究的活動，屬基數型支持，與城大的整體規模掛鈎，而非按學額或項目逐筆計算。三成分合起來，構成城大可靈活調度的經常性資金池。

還須區分一個常見混淆：整體撥款屬經常性資助(recurrent grant)，覆蓋的是日常教學、研究與行政運轉；大型基建、新樓宇等資本性撥款(capital grant) 走的是另一套申請與撥付程序，不在整體撥款之內，也不受三成分比例約束。城大財報裏「政府撥款」之所以要分行列示，正因這幾類公帑的機制、用途與問責各不相同——把它們籠統當成一筆總數，會讀錯城大的公帑收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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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分靠什麼定？研究評估演習(RAE)如何轉化為撥款

整體撥款裏那約 20% 的研究成分，不是按人頭平均分，而是按「研究做得好不好」浮動——評判標尺就是教資會定期舉行的研究評估演習(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這是理解城大研究經費為何逐年上行的制度前提。

RAE 是一場跨全港八校的同行評審「大考」。據教資會，最近一次完整演習 RAE 2020於2021年5月公佈結果^※，按學科劃分為若干「評審單位(units of assessment)」，以國際水平為參照，對各校在指定窗口內的研究成果逐一評級。RAE 2020 的評分不只看論文：整體質量檔案由三個子項加權合成——研究成果佔70%、研究影響佔15%、研究環境佔15%^※。「研究影響」與「研究環境」是相對新的維度，分別衡量研究對社會經濟的實際效益，以及院校在研究支持上的策略、資源與基礎設施。

關鍵在結果的用途。教資會明確，RAE的結果將用於決定整體撥款中「研究部分」的分配^※，而各校對拿到的這部分錢仍有內部分配自主權。這形成一條清晰的傳導鏈：城大的研究越強、RAE 評級越高，下一期整體撥款裏分到的研究成分就越大；同時，城大在研資局競爭計劃中的獲批表現也被計入研究部分的分配。兩條線索疊加，意味着城大的每一分科研努力，既能換來當下的項目資助，又能轉化為未來數年經常性撥款的結構性增益——研究表現在這套機制裏被「資本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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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款額在三年裏會變嗎？「三年期」與只調薪不調量的慣例

整體撥款「通常以三年為一期(triennium)^※」下撥，與各校三年期學術規劃週期對齊。一個常被誤解的細節是：三年期內，撥款額並非年年重算。據教資會説明，三年期之內，「一般只會就每年整體撥款作出薪酬調整^※」(Generally, only pay adjustments will be made to each year's block grant within the triennium)——即除了隨公務員薪酬趨勢作通脹式調整外，學額與撥款基數在一個三年期內保持相對穩定。

這套「三年一定、年內只調薪」的機制，對城大這類院校意味着兩件事。其一是可預期性：院校可在三年窗口內作中期人事與設備規劃，不必年年為撥款額提心吊膽。其二是剛性：一旦某學科在三年期起點被核定了學額與成本組別，期內難以大幅上調，新增需求往往要等下一個規劃週期（即所謂「學術發展建議書」演習）才能重新議定。城大曆年整體撥款的逐年小幅波動，主要來自這套薪酬調整與三年期切換，而非年度重新競價。

三年期的另一面是總額上限先行。政府先核定教資會整個三年期的現金限額(Cash Limit)，再由教資會向八校分配。2025-28 三期，政府核准的經常補助金上限為 約 HK$681 億（即 $68,104 百萬）^※，較八校合計申請的約 HK$709 億 縮減約 HK$28 億（約 4%）^※。城大在此總盤子中的逐校分額，教資會不公開披露，須從城大財報與教資會表現量度文件反推（見姊妹篇 ugc-block-grant-and-research-funding.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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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要付多少？被凍結28年的學費與「18%成本回收率」

公帑補貼的另一面，是學生自付的學費。這條分擔線由一個政策參數界定：成本回收率(cost recovery rate)——學費應覆蓋單位教學成本的比例。

政府 在1990年代初把學費的目標成本回收率定為18%^※，此後一直沿用。含義是：一名教資會資助本科生的教學成本中，約 18% 應由學生繳付，其餘約 82% 由公帑承擔。這條 18% 的線，是城大等八校本地本科學費的定價錨。

問題在於，這個錨被凍了近三十年。據政府新聞公報，「教資會資助學位課程的學費，上一次調整是在1997/98學年^※」(The tuition fees for UGC-funded degree programmes were last adjusted in the 1997/98 academic year)，此後定格在每名學生每學年 HK$42,100，一凍就是逾四分之一世紀。教育成本卻在同期持續上升，於是實際成本回收率一路下滑，與 18% 的目標越拉越遠——政府估算，2024/25 學年成本回收率跌至約12.5%的低位^※。

換句話説，到 2024/25 學年，城大等八校每收一名本地資助本科生，學費實際只覆蓋了約八分之一的教學成本，其餘近九成由公帑填補——公帑對本地本科教育的實質補貼比例，比政策原意還要高。

為把回收率拉回軌道，政府宣佈自 2025/26 學年起分三年加費，平均每年約 5.5%、三年累計約 17.6%:

這條學費線之外，還有一層公帑「兜底」常被忽略：經濟困難的本地生並不需要實繳這筆學費。全港設有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Tertiary Student Finance Scheme – Publicly-funded Programmes, TSFS)，據 學生資助處説明^※，這是一套經入息審查的助學金加貸款計劃，專門面向就讀教資會資助課程的全日制本地生；助學金用於支付學費、學習開支及強制性學生會會費，貸款則用於生活費^※。也就是説，城大符合資格的清貧本地生，學費實際由另一筆公帑經濟援助代付。加費的名義負擔落在有能力自付的家庭身上，而分三年温和遞增、輔以經審查資助的設計，正是為了在「拉回成本回收率」與「不嚇退基層學生」之間求平衡。

即便三年加滿，2027/28 學年的成本回收率也只估算回到約13.4%^※，仍遠低於 18% 的原定目標。這條被拉長的政策曲線，解釋了城大公帑收入結構裏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事實：本地本科學費對城大而言從來不是「收入大頭」，長期只是象徵性地覆蓋一小塊成本，真正的教學資金來自整體撥款的教學成分。城大收入結構近年之所以看似「學費膨脹」，主要來自不受 18% 紅線約束、可自主定價的自資碩士與非本地生學費，而非這條被凍結的本地資助學費（收入多元化的討論詳見姊妹篇 ugc-block-grant-and-research-funding.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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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大的公帑血脈從哪來？從城市理工到城大的資助沿革

城大之所以進入教資會體制，有一條可追溯的制度沿革，而它恰好與這個資助委員會自身的更名史交織在一起。

教資會的前身可上溯至 1960 年代資助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的委員會。據教資會歷史沿革，隨着理工教育興起，該委員會 在1970年代更名為「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UPGC)」^※，把新設的理工院校也納入資助範圍。城大的前身香港城市理工學院(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正是在這一波擴張中誕生——它 於1984年創立並被納入UPGC資助體系^※，1984年10月開課時有480名全日制及680名兼讀學生^※。

城市理工學院誕生的背景，是香港在 1980 年代着手擴闊專上教育機會、為經濟轉型儲備高技術人才的政策浪潮——公帑擴張與院校擴張同步推進，新院校一旦獲准設立，便立即被納入公帑資助的軌道運作，而非先自籌、再申請資助。在 UPGC 資助下，城市理工學院經歷了十年的快速擴張，到 1990 年代初已發展為擁有數千名全日制學生的大型院校。1994年，香港城市理工學院與另外兩所院校一同獲頒大學名銜^※，更名為「香港城市大學」；資助委員會也在同期把名稱改回「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城大自此以大學法人身份，繼續處於同一套公帑資助與財務監管體制之下。

這段沿革對理解城大今天的收入結構有兩點提示。其一，城大從創校起就是「公帑資助院校」而非私立大學——公帑補貼是其財務基因，而非後來加入的補充。其二，城大以「理工/應用」起家的學科底色，與前文的學科成本權重機制直接呼應：工程、科學、創意媒體等實驗室密集學科的高權重，既是城大教學撥款的結構性支撐，也塑造了它偏重競爭性科研資助的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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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資局的錢為什麼是「一層層疊上去」的？競爭性資助的階梯

如果説整體撥款是城大公帑收入的「底盤」，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 RGC，「研資局」）的競爭性撥款就是疊在底盤之上、須逐項申請與同行評審的「上層建築」。研資局是教資會轄下獨立運作的專家委員會，其資助與整體撥款分屬兩套機制：整體撥款是經常性補助(recurrent grant)，研資局撥款是競爭性項目資助(competitive grant)，按研究表現逐項分配。

研資局的資助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按「研究規模與戰略層級」搭成一道階梯，從支持單個學者，逐級放大到跨校協作與全港戰略主題：

這道階梯的意義在於：一名城大學者可能從 GRF/ECS 起步拿到個人項目，團隊再申請 CRF 做跨學科協作，學科羣最終可衝擊 TRS、AoE 這類戰略級大額資助。層級越高，單項金額越大、競爭越烈、跨校協作要求越強。城大近年在 RIF、CRF 等協作與影響層級屢創佳績（具體獲批數字與八校排名見姊妹篇 ugc-block-grant-and-research-funding.md），正是沿這道階梯逐級向上的結果。

階梯最底層的 GRF/ECS 競爭有多激烈，可從最新一輪結果看出。研資局 2026年6月26日公佈2026/27年度GRF及ECS結果^※：全港共收到 4,832份申請（GRF 4,215份、ECS 617份）^※，最終 1,483項獲批、合計資助約HK$11.8億^※,GRF 整體成功率約 30%、ECS 約33%^※。也就是説，底層入門的個人研究金，每三份申請裏也只有約一份能中——城大教員每一筆到手的 RGC 資助，都是從這樣的競爭密度裏擠出來的，這也解釋了為何研資局表現會被「計入」下一期整體撥款的研究成分：它本身就是研究質量的市場化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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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是公帑，整體撥款與研資局撥款有何不同？

外界常把「政府給大學的錢」籠統看作一筆，實則城大收到的公帑循兩條性質迥異的管道進來，搞清兩者的區別，才能讀懂城大財報裏「政府撥款」為何要分行列示。

整體撥款(block grant) 是經常性補助(recurrent grant)：三年一定、按學額與研究表現算總額、一次過下撥、校內自主分配，支撐的是日常教學與研究的基礎運轉。它穩定、可預期，但期內剛性、增幅受政府總額上限約束。城大絕大部分公帑收入走這條管道。

研資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 RGC)撥款 是競爭性項目資助(competitive grant)：不進整體撥款的算式，須由學者逐項申請、經同行評審、按項目批出，用途綁定在具體研究計劃上。它金額浮動、競爭激烈（前述 GRF 成功率僅約三成），但正是這類競爭成績，又會反過來抬高下一期整體撥款的研究成分。

兩者的分野可一句話概括：整體撥款問的是「城大整體該配多少資源」，研資局撥款問的是「這一個研究計劃值不值得投」。前者是底盤，後者是疊加，而 RAE 與研資局表現是把「疊加」部分反哺回「底盤」的傳導閥。城大要提升公帑收入，底盤靠穩學額與學科結構，疊加靠拼科研競爭力——兩條路並行，缺一不可。也正因如此，城大財報把兩類撥款分行入賬，讀者若只盯着「政府撥款合計」一個數字，便看不出其中哪一部分穩定、哪一部分靠年年競爭才爭得回來。

# 三筆錢如何拼成城大的公帑收入？一張機制速查

把前述三條線索合起來看，城大公帑收入的構成機制可歸納如下。數字性年度結果不在本篇展開（見姊妹篇），本表只錨定「機制與口徑」。

三筆錢的性質差異，決定了城大提升公帑收入的不同路徑：教學成分靠穩住學額與學科結構，研究成分與研資局資助靠做強科研競爭力，而本地資助學費則基本沒有自主空間——它由 18% 這條政策紅線鎖定，長期只覆蓋一小塊成本。理解這套機制，比單看某一年撥款總額更能解釋城大收入結構為何如此、又將如何隨政策（三年期總額、成本回收率、研資局競爭格局）而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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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機制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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