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學生會組織史與2015年退出學聯

香港城市大學（CityUHK / 城大）綜合信息數據庫 · 學生運動模塊

閲讀提示（野史區）：本文屬學生運動模塊，依證據標準撰寫；2022 年及之前已有充分報道的事實多方印證。本模塊不涉及 2019 年社會事件期間校園內具體行動的敍述；涉及港獨/暴亂相關的條目見本模塊 README 鏈接目錄。

本篇聚焦城大學生會的組織沿革；學生刊物、民主牆與校園言論史的完整時間線，見姊妹篇 《城大學生刊物與校園言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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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定位： 城大學生會 1986 年成立^※、以「五權分立」自治的獨立註冊社團，2015 年以全港最高的 76.1% 贊成率退出學聯^※，2022 年因核數報告爭議被收回校內會址、遷往深水埗校外運作^※——一條從對外聯盟到校內根基、由自主抉擇到被動退場的組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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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一場為期九天的公投在城大校園內結束計票：76.1%的參與者贊成退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這一讚成率，在當年五所同步舉行公投的院校中最高。七年後，另一紙文件再度改寫城大學生自治的輪廓：校方要求學生會在兩週內交出十六年的核數報告，否則將被要求交還校內會址。這兩個節點，一個關乎對外聯盟，一個關乎校內根基，共同勾勒出城大學生會組織史上最關鍵的轉折。

# 城大學生會的創立（1986）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下稱「城大學生會」或「SU」）於 1986 年 1 月正式成立^※。彼時城大的前身——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於 1984 年建校，學生會的成立約在建院兩年後，屬當時香港高等教育院校中較新的學生組織。

這裏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制度背景：城大在 創校頭十年是一所「理工學院」（Polytechnic）而非「大學」（University）^※，直到 1994 年才正式獲頒大學資格、更名為香港城市大學。理工學院時期，學校以應用與職業導向的課程為主，學制、生源與校園文化都與老牌綜合型大學不同——這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城大早期的學生運動積澱，不及以文理見長、政治參與傳統深厚的港大、中大。學生自治的「厚薄」，往往與院校的年資、定位和校園文化直接相關，而非單純的偶然。

城大是一所 1984 年^※才創立的院校，相較於香港大學（1911）、香港中文大學（1963）等歷史更悠久的院校，其學生運動積澱較淺，若干時期的具體歷史記錄亦較薄。本模塊如實反映此特點。

按 中文維基百科城大學生會條目^※的記載，學生會是一個獨立註冊社團，即以自身名義在校外登記、擁有獨立法律人格與財政，而非附屬於校方的內部單位。這一身份，既是它在 2015 年能自主決定退出學聯的組織前提，也在 2022 年會址爭議中成為校方要求其獨立提交核數報告的制度背景——一個獨立法團，被要求以獨立法團的標準交代賬目。

# 城大學生會的組織架構：五權分立是怎麼運作的？

一句話回答：城大學生會以「五權分立」自我組織，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設，另設兩個媒體機構擔任獨立監察，架構上比一般社團複雜得多。

據 中文維基百科城大學生會條目^※，學生會由五大中央組織構成，參照分權制衡原則運作：

值得留意的是，這套「三權＋雙監察」的設計，在香港學生會裏屬較為精細的一種：它把行政（幹事會）、立法（評議會）、司法（仲裁委員會）分立之外，再單獨把兩個媒體機構從行政體系裏獨立出來，專職監察——媒體不受幹事會指揮，正是為了讓《城大月報》與城市廣播能報道會內爭議而不必看行政部門臉色。仲裁委員會則在選舉呈請、罷免、會章爭議等場合充當會內「法院」，是制度化解決內部衝突的機關。這種分權安排在紙面上相當完整，但其實際運作是否順暢、每屆是否都能湊齊五個機構的人手，則是另一回事；幹事會「流莊」（無內閣參選）、評議會人數不足等現實問題，見 模塊 20《內閣選舉與流莊危機》。

其中幹事會歷屆均採內閣名稱制，即每屆以一個內閣名號參選並組閣，例如 第 37 屆（2022 年）為「聚流」內閣^※。學生會之下另轄 逾三十個屬會^※，涵蓋體育、水上運動、音樂、戲劇、電影、動漫、棋類、辯論、投資以至宗教團體等類別，構成校園社團生態的骨架。編輯委員會與城市廣播的媒體監察職能，以及編委會《城大月報》的出版史，詳見姊妹篇 《城大學生刊物與校園言論史》；幹事會內閣制、屬會生態與選舉罷免機制的現行運作，見 模塊 20《學生會結構與選舉》 與 《屬會與內閣文化》。

# 加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HKFS；下稱「學聯」）由 1958 年 5 月^※四所院校學生會聯合創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跨院校學生組織。城大學生會在成立後不久即加入學聯，成為其成員之一。

據 百度百科整理^※，學聯在 1958 年 5 月^※由香港大學學生會牽頭、連同其餘三所院校學生會共同創立，創會宗旨是代表香港學生、推動全港性學生活動、增加同學對社會的參與，長年被視為「香港對外最具代表性的學生團體」。其治理結構由代表會（由各成員院校學生會代表組成）與其推選的常務委員會（常委會）兩層構成，另設秘書處（由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委任職員組成）作為行政機關：代表會議決大方向，常委會負責日常執行與對外發言。在成員規模最盛時，學聯囊括八所主要專上院校學生會。

關鍵在於，港英時期若干院校具法律效力的學生會會章曾明訂學聯為唯一認可、必須參加的專上學生聯合組織——也就是説，加入學聯一度不是各校學生會的自由選擇，而是寫進會章的義務。這一點，正是 2015 年退聯浪潮之所以需要逐校「公投」鬆綁的制度由來：要退，先得改會章。學生會不能靠一紙聲明説走就走，必須依會章程序、經全體會員公投修章，退聯才在組織法層面成立——這也解釋了為何 2015 年各校的退聯動作都以「公投」而非「表決」形式出現。

學聯在香港學生運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尤以 1989 年聲援北京民主運動^※及 2014 年傘運（雨傘運動）^※期間表現突出。城大學生會在學聯會員期間隨學聯參與這些歷史時期的集體行動，但城大學生會在各時期的具體角色，目前可查的獨立文獻記錄較稀缺，本館僅能以參與大框架為據，不以缺乏細節來源的具體敍述湊數。

# 2015 年退出學聯公投

# 背景：2014 傘運後的退聯浪潮

2014 年^※，學聯參與組織了曠日持久的雨傘運動，其後部分人士批評學聯在運動中的領導表現未能充分代表本地（香港）優先的訴求，加之學聯的憲章目標之一仍載有「建設民主中國」的表述，引發部分學生對學聯定位的質疑。

這裏的爭議焦點，一半是路線，一半是文本。路線上，批評者認為學聯在傘運中與泛民主派政團協作、以「爭取全港民主」為主軸，稀釋了各校學生自身議程，主張各校應「命運自主」、脱離學聯單幹；文本上，學聯會章長年載有「建設民主中國」一類的表述，被本土派學生視為把香港學生組織的目標綁定於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與其「香港優先」的訴求相左。兩條線索疊加，構成退聯的動員話語。

自 2015 年初^※，港大學生會率先就退出學聯舉行公投，其後理大、浸大、城大等院校陸續跟進，形成一波「退聯浪潮」。據 RFA 報道^※，這波公投的時序由港大在 2 月開端，至 5 月城大收尾，歷時約三個月。

# 城大學生會公投（2015 年 4 月–5 月）

城大學生會於 2015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6 日^※就退出學聯舉行公投，結果如下：

據報道，上述贊成率在 當年五所舉行公投院校中屬最高^※。據 RFA 普通話報道(2015-05-07)^※，公投以 2,464 票贊成、527 票反對通過，城大學生會正式宣佈退出學聯。

推動公投的「城大退聯關注組」在結果公佈後表示，城大退出學聯後「不用再被學聯騎劫政治立場」，可以實踐「命運自主」——這句口號，正是當年整波退聯浪潮的核心話語。值得注意的是，退出學聯是退出這一跨院校聯合組織，城大學生會本身作為獨立註冊社團繼續存在並照常運作；退聯改變的是它的對外聯盟身份，而非它在校內的地位。

# 五校同場：2015 退聯公投橫向對照

2015 年上半年共有五所成員院校舉行退聯公投，四所通過、一所留任。把它們並列，城大 76.1% 的贊成率與在最高之列的意義才看得清楚——它不是孤例，而是一波浪潮裏最陡的一條曲線：

對照之下有兩點值得留意。其一，港大雖率先通過，但贊成率（41.4%）僅略高於反對（37.4%），過程膠着；城大則以 76.1% 對 16.3% 的懸殊比例通過，是五校中民意最一邊倒的一場。其二，退聯公投普遍投票率偏低（理大甚至僅 10.4%），意味着結果由相對少數積極投票者決定，這也是當時反對退聯者質疑其代表性的理據之一。此波浪潮之前，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已於 2015 年 1 月退出^※；連同這五場公投的結果，學聯成員院校數量 由八所減至四所^※，元氣大傷。城大屬會眾多、組織完整，卻在這一刻選擇抽身於跨院校聯盟之外，此後十餘年一直以獨立學生會身份運作，未再回歸學聯。

# 退出學聯，對城大學生實際意味着什麼？

一句話回答：退聯改變的是學生會的「對外代表權」歸屬，對絕大多數在校生的日常幾乎沒有直接影響。

退出學聯後，城大學生會不再是學聯成員，其學生不再由學聯在跨院校層面代表發聲，學生會亦不再向學聯繳納會費、不受學聯決議約束；但學生會作為城大校內的法定學生代表機構、其幹事會評議會仲裁委員會的運作、編委會與城市廣播的監察、以及數十個屬會的活動，全部照舊。換句話説，退聯是一次「對外聯盟」層面的切割，不是學生會自身的收縮。對多數只關心屬會活動、迎新、莊務的普通同學而言，2015 年的公投更像一次立場表態，而非切身變動。

這一步在事後看有其結構意義：城大早在 2015 年就已置身學聯體系之外，因此當 2020–2022 年間學聯進一步式微、多校學生會承壓時，城大學生會與學聯之間早已沒有組織臍帶。它面對的壓力，來自校方與校內治理關係的變化，而非它與學聯的綁定——這也是本篇把 2015 與 2022 兩個節點分開處理的原因之一。

# 2022 年：校方與學生會關係的變化

# 審計報告要求與場地限期

2022 年 1 月 26 日^※，城大學生發展服務處去信城大學生會，要求其在兩週內提交 2005 年至 2020 年共 16 年的核數報告（審計報告）^※，否則將採取行動。

2022 年 2 月 7 日^※，城大通知學生會在 7 天內騰空並交還校內會址，理由是學生會未能在限期內提交該批核數報告。

這裏的「核數報告」，指經獨立核數師審核的學生會年度財務報表。作為獨立註冊社團，學生會本有自行造賬、每年送核並向會員公開的義務；校方以「場地是校產、須以合規財務紀錄換取繼續使用」為由，把提交十六年核數報告設為保留會址的條件。爭議的張力也正在此：一方是「一次性補齊十六年賬目」這一在兩週內近乎不可能完成的要求，另一方是「未能提交即須遷出」這一後果與要求之間的比例。校方的口徑落在財務合規，與同期其他院校援引的政治化理由不同；學生會一側則質疑限期與追溯年限的合理性。學生會財務、核數與「黑箱」爭議的一般機制與制度背景，另見 模塊 20《財務、核數與黑箱爭議》。

# 告別儀式與遷出

2022 年 2 月 14 日^※，學生會在遷出校內會址前舉行了告別儀式。儀式期間民主牆前出現的便利貼張貼與隨後的國安處調查，詳見姊妹篇 《城大學生刊物與校園言論史》。

2022 年 2 月 16 日前後^※，據 HKFP 報道，學生會表示將「抵抗到底」，尋求在校外地點繼續運作。據 中文維基百科記載^※，學生會於 2022 年 3 月 6 日遷入深水埗青山道 124–126 號 Spark City 五樓^※的新址，正式轉為校外運作。承接這場遷出的，正是當屆（第 37 屆）「聚流」內閣——一個在會址被收回的時刻走馬上任的幹事會。至此，一個 1985 年起就設在校園之內、擁有會址與派發渠道的學生組織，被推到了校門之外。

# 學生被追責

2022 年 4 月^※，據 HKFP 報道，城大要求部分學生就告別儀式上的所謂違規行為作出解釋。校方未就具體內容公開説明。

# 聚集規定罰款事件

2022 年 9 月^※，城大學生會若干成員因在 拍攝集體照時違反當時的聚集禁令^※，各被罰款 HK$7,000^※。該聚集禁令屬香港政府應對 COVID-19 疫情的防控措施之一，並非專門針對學生組織。

# 城大不是孤例：2020–2022 全港學生會退場潮中的位置

一句話回答：城大 2022 年的會址爭議，並非單一校園的個別事件，而是同一時段內全港多所大學與其學生會關係重整的一環。

把視野從城大一校放大到全港，2021 至 2022 年間，多所大學相繼與旗下學生會切割行政聯繫。據 HKFP 報道^※，理工大學於 2022 年 4 月成為又一所全面與學生會切割、並要求其騰出校園場地的院校；RFA 報道^※則記錄了同期大學撤回對學生會的承認與設施支持。各校採取的具體動作不盡相同——有的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有的收回會址，有的不再承認學生會為校方認可組織——但方向一致：把學生會從校方行政體系中剝離出去。各大學在公開説明中援引的理由，涉及財務、註冊合規以至組織政治化等不同表述，具體歸屬與措辭以各校及媒體原文為準。

這波退場潮的粗略輪廓，可並列如下（各校動作與口徑以原始報道為準，本表僅作脈絡定位，不作評斷）：

放在這條脈絡裏看，城大以「未按期提交十六年核數報告」為由收回會址，是這波退場潮中偏向財務與合規口徑的一例；其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調查線索，本館依規則不作敍述與時間線整理，僅以來源鏈接形式存檔，詳見 本模塊敏感來源鏈接目錄 與 模塊 18 來源目錄。學生會財務、核數報告與「黑箱」爭議的制度背景與一般機制，另見 模塊 20《財務、核數與黑箱爭議》。

#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於2026年解散

2026 年 2 月 5 日^※上午，學聯常委會表決通過啓動解散程序，結束了歷時 68 年^※的運作歷程。據 Eu SEE 轉述的聲明^※，學聯稱「情況已經改變，成員及盟友近年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壓力……在審慎考慮所有因素後，學聯決定於今天畫上句號」，並列舉成員收到恐嚇信件、被跟蹤、家人受滋擾、會址在近年被強行接管等情況；其常委會代表以「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形容這一決定。

至解散時，學聯仍在運作的成員院校學生會 僅餘嶺南大學學生會一家^※——正是 2015 年那場退聯浪潮中唯一投票留任的院校。把成員規模的曲線拉直來看，學聯經歷了「八所→四所→一所」的三級台階：2015 年退聯浪潮由八所減至四所^※，此後隨各校學生會在 2020–2022 年間相繼退場再減至一所，至 2026 年正式落幕。城大學生會已於 2015 年退出，早於學聯解散逾十年——它的離場，是這條下行曲線的第一級台階之一，而非最後一步。

# 兩個關鍵節點的性質差異

兩個節點的性質差異，可以並列成表：

2015 年退出學聯和 2022 年會址遷出，發生在不同政治環境和制度脈絡中，不宜簡單寫成同一件事的延續，但兩者都指向學生組織與外部政治、校方治理和代表性之間的關係。2015 年的核心是學生會如何定義自己與學聯的關係——一個關於對外聯盟路線的抉擇；2022 年的核心是學生會能否在校內保留空間、財務與服務基礎——一個關乎組織生存條件的問題。把兩者放在同一篇梳理，不是為了製造單線因果，而是讓讀者看到城大學生自治史上兩個性質不同、卻同樣關鍵的轉折點。

若一定要找出貫穿兩者的一條線索，那就是「代表性」：2015 年，城大學生以公投重新界定學生會該由誰代表、向誰負責——是學聯，還是城大學生自己；2022 年，當會址被收回、學生會被推到校門之外，它作為校內法定學生代表機構的物理與制度基礎被削去大半。前者是學生主動收回代表權的邊界，後者是這一代表權賴以存續的條件被外部改寫。兩次都關乎「誰能代表城大學生、以什麼身份、在什麼空間裏代表」——只是一次由內而發，一次由外而至。

學生刊物與編輯委員會在這段歷史中承擔了記錄者的角色——參見姊妹篇對民主牆、編委會與學生記者被捕案的梳理。可惜公開存檔並不完整，本文寧可寫少一點，也不把缺失的年份用推測填滿。

# 小結

城大學生會的組織史呈現出一條清晰但文獻積澱有限的脈絡：1986 年成立^※，加入學聯後參與 1980–2010 年代香港學運大框架（具體個別記錄薄弱）；2015 年以 76.1% 的公投結果退出學聯^※，是當年退聯浪潮中贊成率最高的院校之一；2022 年^※因審計報告爭議被迫遷出校園，此後以校外形式運作。

若把可核驗的節點排成時間軸，這條脈絡更為清晰：

作為一所 1984 年方才創立、且創校頭十年僅為理工學院的院校，城大的學生運動歷史整體偏薄，尤以 1980–1990 年代的文獻記錄為甚。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史料現實：老牌大學有數十年學生報合訂本與內部檔案可供翻檢，城大這類年輕院校的早期記錄則零散得多。本館如實呈現，不以猜測填補空白；後續若發現舊學生刊物存檔、編委會目錄或學生會年報，將陸續補入本系列。

與模塊 20（學生權力與屬會生態）的分工：本篇偏歷史與時間線，20 模塊解釋現行學生組織結構；讀者若要看現行學生組織生態，請見模塊 20，若要看學生會與學聯、退聯與會址事件的歷史節點，請見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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