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学生会组织史与2015年退出学联

香港城市大学（CityUHK / 城大）综合信息数据库 · 学生运动模块

阅读提示（野史区）：本文属学生运动模块，依证据标准撰写；2022 年及之前已有充分报道的事实多方印证。本模块不涉及 2019 年社会事件期间校园内具体行动的叙述；涉及港独/暴乱相关的条目见本模块 README 链接目录。

本篇聚焦城大学生会的组织沿革；学生刊物、民主墙与校园言论史的完整时间线，见姊妹篇 《城大学生刊物与校园言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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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定位： 城大学生会 1986 年成立^※、以「五权分立」自治的独立注册社团，2015 年以全港最高的 76.1% 赞成率退出学联^※，2022 年因核数报告争议被收回校内会址、迁往深水埗校外运作^※——一条从对外联盟到校内根基、由自主抉择到被动退场的组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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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一场为期九天的公投在城大校园内结束计票：76.1%的参与者赞成退出香港专上学生联会——这一赞成率，在当年五所同步举行公投的院校中最高。七年后，另一纸文件再度改写城大学生自治的轮廓：校方要求学生会在两周内交出十六年的核数报告，否则将被要求交还校内会址。这两个节点，一个关乎对外联盟，一个关乎校内根基，共同勾勒出城大学生会组织史上最关键的转折。

# 城大学生会的创立（1986）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下称「城大学生会」或「SU」）于 1986 年 1 月正式成立^※。彼时城大的前身——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于 1984 年建校，学生会的成立约在建院两年后，属当时香港高等教育院校中较新的学生组织。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制度背景：城大在 创校头十年是一所「理工学院」（Polytechnic）而非「大学」（University）^※，直到 1994 年才正式获颁大学资格、更名为香港城市大学。理工学院时期，学校以应用与职业导向的课程为主，学制、生源与校园文化都与老牌综合型大学不同——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城大早期的学生运动积淀，不及以文理见长、政治参与传统深厚的港大、中大。学生自治的「厚薄」，往往与院校的年资、定位和校园文化直接相关，而非单纯的偶然。

城大是一所 1984 年^※才创立的院校，相较于香港大学（1911）、香港中文大学（1963）等历史更悠久的院校，其学生运动积淀较浅，若干时期的具体历史记录亦较薄。本模块如实反映此特点。

按 中文维基百科城大学生会条目^※的记载，学生会是一个独立注册社团，即以自身名义在校外登记、拥有独立法律人格与财政，而非附属于校方的内部单位。这一身份，既是它在 2015 年能自主决定退出学联的组织前提，也在 2022 年会址争议中成为校方要求其独立提交核数报告的制度背景——一个独立法团，被要求以独立法团的标准交代账目。

# 城大学生会的组织架构：五权分立是怎么运作的？

一句话回答：城大学生会以「五权分立」自我组织，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设，另设两个媒体机构担任独立监察，架构上比一般社团复杂得多。

据 中文维基百科城大学生会条目^※，学生会由五大中央组织构成，参照分权制衡原则运作：

值得留意的是，这套「三权＋双监察」的设计，在香港学生会里属较为精细的一种：它把行政（干事会）、立法（评议会）、司法（仲裁委员会）分立之外，再单独把两个媒体机构从行政体系里独立出来，专职监察——媒体不受干事会指挥，正是为了让《城大月报》与城市广播能报道会内争议而不必看行政部门脸色。仲裁委员会则在选举呈请、罢免、会章争议等场合充当会内「法院」，是制度化解决内部冲突的机关。这种分权安排在纸面上相当完整，但其实际运作是否顺畅、每届是否都能凑齐五个机构的人手，则是另一回事；干事会「流庄」（无内阁参选）、评议会人数不足等现实问题，见 模块 20《内阁选举与流庄危机》。

其中干事会历届均采内阁名称制，即每届以一个内阁名号参选并组阁，例如 第 37 届（2022 年）为「聚流」内阁^※。学生会之下另辖 逾三十个属会^※，涵盖体育、水上运动、音乐、戏剧、电影、动漫、棋类、辩论、投资以至宗教团体等类别，构成校园社团生态的骨架。编辑委员会与城市广播的媒体监察职能，以及编委会《城大月报》的出版史，详见姊妹篇 《城大学生刊物与校园言论史》；干事会内阁制、属会生态与选举罢免机制的现行运作，见 模块 20《学生会结构与选举》 与 《属会与内阁文化》。

# 加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 HKFS；下称「学联」）由 1958 年 5 月^※四所院校学生会联合创立，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跨院校学生组织。城大学生会在成立后不久即加入学联，成为其成员之一。

据 百度百科整理^※，学联在 1958 年 5 月^※由香港大学学生会牵头、连同其余三所院校学生会共同创立，创会宗旨是代表香港学生、推动全港性学生活动、增加同学对社会的参与，长年被视为「香港对外最具代表性的学生团体」。其治理结构由代表会（由各成员院校学生会代表组成）与其推选的常务委员会（常委会）两层构成，另设秘书处（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委任职员组成）作为行政机关：代表会议决大方向，常委会负责日常执行与对外发言。在成员规模最盛时，学联囊括八所主要专上院校学生会。

关键在于，港英时期若干院校具法律效力的学生会会章曾明订学联为唯一认可、必须参加的专上学生联合组织——也就是说，加入学联一度不是各校学生会的自由选择，而是写进会章的义务。这一点，正是 2015 年退联浪潮之所以需要逐校「公投」松绑的制度由来：要退，先得改会章。学生会不能靠一纸声明说走就走，必须依会章程序、经全体会员公投修章，退联才在组织法层面成立——这也解释了为何 2015 年各校的退联动作都以「公投」而非「表决」形式出现。

学联在香港学生运动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尤以 1989 年声援北京民主运动^※及 2014 年伞运（雨伞运动）^※期间表现突出。城大学生会在学联会员期间随学联参与这些历史时期的集体行动，但城大学生会在各时期的具体角色，目前可查的独立文献记录较稀缺，本馆仅能以参与大框架为据，不以缺乏细节来源的具体叙述凑数。

# 2015 年退出学联公投

# 背景：2014 伞运后的退联浪潮

2014 年^※，学联参与组织了旷日持久的雨伞运动，其后部分人士批评学联在运动中的领导表现未能充分代表本地（香港）优先的诉求，加之学联的宪章目标之一仍载有「建设民主中国」的表述，引发部分学生对学联定位的质疑。

这里的争议焦点，一半是路线，一半是文本。路线上，批评者认为学联在伞运中与泛民主派政团协作、以「争取全港民主」为主轴，稀释了各校学生自身议程，主张各校应「命运自主」、脱离学联单干；文本上，学联会章长年载有「建设民主中国」一类的表述，被本土派学生视为把香港学生组织的目标绑定于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与其「香港优先」的诉求相左。两条线索叠加，构成退联的动员话语。

自 2015 年初^※，港大学生会率先就退出学联举行公投，其后理大、浸大、城大等院校陆续跟进，形成一波「退联浪潮」。据 RFA 报道^※，这波公投的时序由港大在 2 月开端，至 5 月城大收尾，历时约三个月。

# 城大学生会公投（2015 年 4 月–5 月）

城大学生会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6 日^※就退出学联举行公投，结果如下：

据报道，上述赞成率在 当年五所举行公投院校中属最高^※。据 RFA 普通话报道(2015-05-07)^※，公投以 2,464 票赞成、527 票反对通过，城大学生会正式宣布退出学联。

推动公投的「城大退联关注组」在结果公布后表示，城大退出学联后「不用再被学联骑劫政治立场」，可以实践「命运自主」——这句口号，正是当年整波退联浪潮的核心话语。值得注意的是，退出学联是退出这一跨院校联合组织，城大学生会本身作为独立注册社团继续存在并照常运作；退联改变的是它的对外联盟身份，而非它在校内的地位。

# 五校同场：2015 退联公投横向对照

2015 年上半年共有五所成员院校举行退联公投，四所通过、一所留任。把它们并列，城大 76.1% 的赞成率与在最高之列的意义才看得清楚——它不是孤例，而是一波浪潮里最陡的一条曲线：

对照之下有两点值得留意。其一，港大虽率先通过，但赞成率（41.4%）仅略高于反对（37.4%），过程胶着；城大则以 76.1% 对 16.3% 的悬殊比例通过，是五校中民意最一边倒的一场。其二，退联公投普遍投票率偏低（理大甚至仅 10.4%），意味着结果由相对少数积极投票者决定，这也是当时反对退联者质疑其代表性的理据之一。此波浪潮之前，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会已于 2015 年 1 月退出^※；连同这五场公投的结果，学联成员院校数量 由八所减至四所^※，元气大伤。城大属会众多、组织完整，却在这一刻选择抽身于跨院校联盟之外，此后十余年一直以独立学生会身份运作，未再回归学联。

# 退出学联，对城大学生实际意味着什么？

一句话回答：退联改变的是学生会的「对外代表权」归属，对绝大多数在校生的日常几乎没有直接影响。

退出学联后，城大学生会不再是学联成员，其学生不再由学联在跨院校层面代表发声，学生会亦不再向学联缴纳会费、不受学联决议约束；但学生会作为城大校内的法定学生代表机构、其干事会评议会仲裁委员会的运作、编委会与城市广播的监察、以及数十个属会的活动，全部照旧。换句话说，退联是一次「对外联盟」层面的切割，不是学生会自身的收缩。对多数只关心属会活动、迎新、庄务的普通同学而言，2015 年的公投更像一次立场表态，而非切身变动。

这一步在事后看有其结构意义：城大早在 2015 年就已置身学联体系之外，因此当 2020–2022 年间学联进一步式微、多校学生会承压时，城大学生会与学联之间早已没有组织脐带。它面对的压力，来自校方与校内治理关系的变化，而非它与学联的绑定——这也是本篇把 2015 与 2022 两个节点分开处理的原因之一。

# 2022 年：校方与学生会关系的变化

# 审计报告要求与场地限期

2022 年 1 月 26 日^※，城大学生发展服务处去信城大学生会，要求其在两周内提交 2005 年至 2020 年共 16 年的核数报告（审计报告）^※，否则将采取行动。

2022 年 2 月 7 日^※，城大通知学生会在 7 天内腾空并交还校内会址，理由是学生会未能在限期内提交该批核数报告。

这里的「核数报告」，指经独立核数师审核的学生会年度财务报表。作为独立注册社团，学生会本有自行造账、每年送核并向会员公开的义务；校方以「场地是校产、须以合规财务纪录换取继续使用」为由，把提交十六年核数报告设为保留会址的条件。争议的张力也正在此：一方是「一次性补齐十六年账目」这一在两周内近乎不可能完成的要求，另一方是「未能提交即须迁出」这一后果与要求之间的比例。校方的口径落在财务合规，与同期其他院校援引的政治化理由不同；学生会一侧则质疑限期与追溯年限的合理性。学生会财务、核数与「黑箱」争议的一般机制与制度背景，另见 模块 20《财务、核数与黑箱争议》。

# 告别仪式与迁出

2022 年 2 月 14 日^※，学生会在迁出校内会址前举行了告别仪式。仪式期间民主墙前出现的便利贴张贴与随后的国安处调查，详见姊妹篇 《城大学生刊物与校园言论史》。

2022 年 2 月 16 日前后^※，据 HKFP 报道，学生会表示将「抵抗到底」，寻求在校外地点继续运作。据 中文维基百科记载^※，学生会于 2022 年 3 月 6 日迁入深水埗青山道 124–126 号 Spark City 五楼^※的新址，正式转为校外运作。承接这场迁出的，正是当届（第 37 届）「聚流」内阁——一个在会址被收回的时刻走马上任的干事会。至此，一个 1985 年起就设在校园之内、拥有会址与派发渠道的学生组织，被推到了校门之外。

# 学生被追责

2022 年 4 月^※，据 HKFP 报道，城大要求部分学生就告别仪式上的所谓违规行为作出解释。校方未就具体内容公开说明。

# 聚集规定罚款事件

2022 年 9 月^※，城大学生会若干成员因在 拍摄集体照时违反当时的聚集禁令^※，各被罚款 HK$7,000^※。该聚集禁令属香港政府应对 COVID-19 疫情的防控措施之一，并非专门针对学生组织。

# 城大不是孤例：2020–2022 全港学生会退场潮中的位置

一句话回答：城大 2022 年的会址争议，并非单一校园的个别事件，而是同一时段内全港多所大学与其学生会关系重整的一环。

把视野从城大一校放大到全港，2021 至 2022 年间，多所大学相继与旗下学生会切割行政联系。据 HKFP 报道^※，理工大学于 2022 年 4 月成为又一所全面与学生会切割、并要求其腾出校园场地的院校；RFA 报道^※则记录了同期大学撤回对学生会的承认与设施支持。各校采取的具体动作不尽相同——有的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有的收回会址，有的不再承认学生会为校方认可组织——但方向一致：把学生会从校方行政体系中剥离出去。各大学在公开说明中援引的理由，涉及财务、注册合规以至组织政治化等不同表述，具体归属与措辞以各校及媒体原文为准。

这波退场潮的粗略轮廓，可并列如下（各校动作与口径以原始报道为准，本表仅作脉络定位，不作评断）：

放在这条脉络里看，城大以「未按期提交十六年核数报告」为由收回会址，是这波退场潮中偏向财务与合规口径的一例；其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调查线索，本馆依规则不作叙述与时间线整理，仅以来源链接形式存档，详见 本模块敏感来源链接目录 与 模块 18 来源目录。学生会财务、核数报告与「黑箱」争议的制度背景与一般机制，另见 模块 20《财务、核数与黑箱争议》。

#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于2026年解散

2026 年 2 月 5 日^※上午，学联常委会表决通过启动解散程序，结束了历时 68 年^※的运作历程。据 Eu SEE 转述的声明^※，学联称「情况已经改变，成员及盟友近年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压力……在审慎考虑所有因素后，学联决定于今天画上句号」，并列举成员收到恐吓信件、被跟踪、家人受滋扰、会址在近年被强行接管等情况；其常委会代表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形容这一决定。

至解散时，学联仍在运作的成员院校学生会 仅余岭南大学学生会一家^※——正是 2015 年那场退联浪潮中唯一投票留任的院校。把成员规模的曲线拉直来看，学联经历了「八所→四所→一所」的三级台阶：2015 年退联浪潮由八所减至四所^※，此后随各校学生会在 2020–2022 年间相继退场再减至一所，至 2026 年正式落幕。城大学生会已于 2015 年退出，早于学联解散逾十年——它的离场，是这条下行曲线的第一级台阶之一，而非最后一步。

# 两个关键节点的性质差异

两个节点的性质差异，可以并列成表：

2015 年退出学联和 2022 年会址迁出，发生在不同政治环境和制度脉络中，不宜简单写成同一件事的延续，但两者都指向学生组织与外部政治、校方治理和代表性之间的关系。2015 年的核心是学生会如何定义自己与学联的关系——一个关于对外联盟路线的抉择；2022 年的核心是学生会能否在校内保留空间、财务与服务基础——一个关乎组织生存条件的问题。把两者放在同一篇梳理，不是为了制造单线因果，而是让读者看到城大学生自治史上两个性质不同、却同样关键的转折点。

若一定要找出贯穿两者的一条线索，那就是「代表性」：2015 年，城大学生以公投重新界定学生会该由谁代表、向谁负责——是学联，还是城大学生自己；2022 年，当会址被收回、学生会被推到校门之外，它作为校内法定学生代表机构的物理与制度基础被削去大半。前者是学生主动收回代表权的边界，后者是这一代表权赖以存续的条件被外部改写。两次都关乎「谁能代表城大学生、以什么身份、在什么空间里代表」——只是一次由内而发，一次由外而至。

学生刊物与编辑委员会在这段历史中承担了记录者的角色——参见姊妹篇对民主墙、编委会与学生记者被捕案的梳理。可惜公开存档并不完整，本文宁可写少一点，也不把缺失的年份用推测填满。

# 小结

城大学生会的组织史呈现出一条清晰但文献积淀有限的脉络：1986 年成立^※，加入学联后参与 1980–2010 年代香港学运大框架（具体个别记录薄弱）；2015 年以 76.1% 的公投结果退出学联^※，是当年退联浪潮中赞成率最高的院校之一；2022 年^※因审计报告争议被迫迁出校园，此后以校外形式运作。

若把可核验的节点排成时间轴，这条脉络更为清晰：

作为一所 1984 年方才创立、且创校头十年仅为理工学院的院校，城大的学生运动历史整体偏薄，尤以 1980–1990 年代的文献记录为甚。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史料现实：老牌大学有数十年学生报合订本与内部档案可供翻检，城大这类年轻院校的早期记录则零散得多。本馆如实呈现，不以猜测填补空白；后续若发现旧学生刊物存档、编委会目录或学生会年报，将陆续补入本系列。

与模块 20（学生权力与属会生态）的分工：本篇偏历史与时间线，20 模块解释现行学生组织结构；读者若要看现行学生组织生态，请见模块 20，若要看学生会与学联、退联与会址事件的历史节点，请见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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