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大校董會主席譜系——歷任主席與「行政長官當然校監」之下的治理實踐

香港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tyUHK / 城大）綜合信息數據庫 · 校政治理模塊

説明：本文依據《香港城市大學條例》官方文本、城大官網公告及政府新聞公報整理。所有法定權力表述以條例為準；涉及現任在職領導層的評價性語境一律以職銜指代。本篇聚焦「主席之上/之側」的制度角色（大學監督、副監督、校務委員會、榮譽頒授）與運作實踐，是校政治理系列的姊妹補充。

校董會主席逐位人物的完整生平與任期，見姊妹篇 《校董會主席譜系（人物線）》（本篇不重述其生平，僅交叉引用）；四大機構的法定職權拆解見 《治理架構與法律框架》；爭議事件的多方並置見 《治理爭議與學術自主論爭》；歷任校長總覽見 《歷任校長與校董會主席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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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結論： 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由行政長官以「大學監督」身份委任、任期三年，處於校監—副監督—主席三層治理架構的中層執行樞紐，現任主席魏明德自2025年1月起任。

2024 年 12 月 6 日，一份政府新聞公報同時公佈了三所大學的校董會主席人事——浸會大學、城大與理工大學。城大的那一欄寫着：由 行政長官委任魏明德先生為新任校董會主席，2025 年 1 月 1 日生效，任期三年^※。一位大學最高管治機構的主席，就這樣在一份與另外兩校並列的公報裏換了人。這個「打包」的換帥場面，恰好點破了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實：城大校董會主席從來不是治理鏈條的頂端，他被委任、被監督、在儀式上被代行，真正的委任權握在一個幾乎從不現身校園的人手裏——大學監督，也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本篇不再逐位複述主席的生平（那屬於姊妹篇），而是從「監督之下」這一角度，還原主席這一職位的真實邊界。

# 城大的「大學監督」是誰，為什麼説主席只是這套架構的中層？

要理解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的權力邊界，先要看清他頭頂上的兩個職位。根據《香港城市大學條例》第 4 條，「行政長官是大學監督（Chancellor）」^※——監督是全校名義上的最高首長，有權 以大學名義頒授學位及其他學術銜銜^※。監督之下設副監督（Pro-Chancellor），由 監督按校董會推薦委任，任期由監督決定^※，可在監督授權下代行監督職權。校董會主席，則是條例第 10 條另行規定的職位：行政長官（作為監督）須從委任校董中，指定一人為主席、一人為副主席、一人為司庫^※。

換言之，城大的治理頭銜在名義層面是一條三級鏈：大學監督（行政長官）在最上，副監督居次，校董會主席位列其下。城大官網將監督、副監督、校董會主席及副主席、司庫、校長並列為「大學主要職員（Principal Officers）^※」。主席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是這條鏈上唯一實際主持日常最高管治機構會議的人。監督幾乎從不出席校董會，副監督多在禮儀場合露面，日復一日的治理運轉，落在主席這一層。

正因如此，把校董會主席説成「城大的最高負責人」並不準確。他是這套「監督—副監督—主席」結構裏的執行中層：向上受監督委任、受任期約束，橫向要與副監督分擔禮儀功能，對下才是校董會與各委員會的實際召集人。歷任主席逐位的背景與生平（鍾瑞明、梁先生、胡少明、黃嘉純、魏明德）見 《校董會主席譜系（人物線）》，本篇不再重複。

這套架構並非城大獨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依各校條例，同時兼任全港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的監督——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嶺南大學、教育大學與城大，其監督都是同一個人。也就是説，城大校董會主席「頭頂有監督」的處境，是全港資助大學共有的憲制安排，而非某校特例。這一跨校的同構性，正是主席委任常被「打包」公佈的制度根源：既然委任權集中於同一位監督，同一時段內幾所大學的主席人事，自然可能被納入同一份公報。理解了「一位行政長官、八頂監督帽」這一背景，才能理解城大主席這一職位在香港高教治理版圖中的座標——它是一個被複制了八次的中層結構裏，屬於城大的那一份。

# 一紙公報、三所大學同日換帥：主席是怎樣被「打包」委任的？

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的產生方式，最能説明「監督之下」四個字的分量。主席不由校董會自選、不由師生投票，而是由行政長官以監督身份從既有委任校董中指定。由於同一位行政長官同時兼任全港八所法定資助大學的監督，主席的更替往往不是單校事件，而是被納入一次跨校的人事安排。

2024 年 12 月 6 日的政府新聞公報^※就是典型：同一天，政府公佈了浸會大學、城大與理工大學三校校董會的主席及成員委任。據 星島日報報道^※，其中浸大與城大均為主席換人（分別由黃英豪、魏明德接任），理大主席則獲續任。城大在同日發出的中文公告中，「歡迎大學監督、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委任魏明德先生為新任校董會主席」^※，生效日為 2025 年 1 月 1 日，任期三年。

這套「打包委任」的機制帶來三重制度含義。其一，主席與行政長官府之間存在結構性關聯。 委任權集中於監督一人，主席的取捨實際反映監督對該校治理的判斷；主席無須、也無從向大學社羣問責其任命本身。其二，任期以三年為節拍、可續任。 城大近年主席多按三年一任續聘，續任與否同樣由監督決定——這一彈性使主席可在校長遴選等關鍵過渡期維持連續性，《校董會主席譜系（人物線）》記載的黃嘉純先生「七年任期」正是多次續任疊加的結果。其三，交接以「感謝前任、寄望後任」的措辭完成。 2024 年 12 月的城大公告中，時任校長對卸任主席黃嘉純的多年奉獻表示衷心感謝，稱 「黃先生領導有方，功不可沒」^※，並寄望大學在新主席帶領下更進一步。這類程式化表態，本身就是主席交接「行禮如儀」特質的註腳。

數據侷限説明：跨校「同批委任」是近年可見的慣例，但每一批公報涉及的院校組合並不固定，隨各校主席任期到期時點而變。本表僅列兩處可由官方公報直接坐實的節點，不據此推斷存在固定的「三校同步」制度。

# 大學監督很少現身，誰在頒授禮上代他授予學位？——副監督的儀式角色

《香港城市大學條例》把「頒授學位」這一象徵性最高權力交給大學監督（第 4(3) 條），又規定 監督是校務委員會（the Court）的當然主席，並主持大學的各次典禮（Congregation）^※。但現實是，身兼八校監督、又是特區政府首長的行政長官，幾乎不可能逐一齣席各校的畢業禮與頒授禮。於是，條例設計的副監督（Pro-Chancellor）就從紙面走到了台前——他是監督在禮儀場合的代行者。

城大現任副監督是鍾瑞明先生。他曾於 2006 至 2008 年出任校董會主席，卸任主席多年後轉任副監督，並於 2022 年 8 月獲續任副監督^※——這條「主席→副監督」的路徑，本身就説明副監督並非虛銜，而是讓熟悉校情的資深治理者，在監督缺席時代表大學行使頒授之禮。

副監督與主席在頒授禮上的分工，可從一份官方名單看得很清楚。2024 年 9 月 27 日城大榮譽院士頒授典禮^※的主禮者為三人：副監督鍾瑞明、校董會主席黃嘉純、以及時任校長。三個頭銜同台，對應的正是「監督（由副監督代行）—校董會—校政」三條治理線的禮儀投影。主席在此並非授銜者，而是與副監督並列的機構代表；真正以「監督名義」頒授的象徵動作，由副監督完成。

監督本人並非完全不現身。2008 年 11 月郭先生就任第四任校長的就職典禮^※，即由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以監督身份親自主持——校長就職這類「一校之最高層交接」的場合，監督偶爾會親臨。可見監督的禮儀出席呈兩級：日常畢業與頒授禮多由副監督代行，唯校長就職一類重大節點才可能由監督親自到場。這條隱性分工，是理解城大禮儀治理的關鍵，也解釋了為何公眾印象中「校監從不來城大」與官方記錄中「校監曾主持典禮」兩種説法可以並存。

# 校務委員會（the Court）：主席之外的另一把交椅

談校董會主席，繞不開一個常被與校董會混淆的機構——校務委員會（the Court，港稱諮議會/校務委員會）。二者名字相近、職能迥異：校董會（the Council）是 城大的最高管治機構^※，握實權、作決策；校務委員會（the Court）則是 城大的最高諮詢機構^※，人數眾多、只議不決。二者的法定職權對比，《治理架構與法律框架》已有拆解，本節只補一個「主席之外」的視角：這兩把交椅，坐的不是同一個人。

關鍵差別在主持人。校董會由校董會主席主持；而校務委員會依條例第 8A 條，以大學監督為當然主席^※。也就是説，城大最高諮詢機構名義上的主持者，是行政長官本人，而非校董會主席。校董會主席在校務委員會中只是成員之一，並不主持這個更大的議事平台。

校務委員會的組成也印證了「監督之上、主席居中」的格局。據 城大校務委員會成員名單^※，其成員涵蓋六類：大學主要職員（含監督、副監督、主席、副主席、司庫）、高級學術領導（副校長、教務長、院長等）、校董會成員、教務會成員、由監督委任的至多 20 名成員^※，以及由校董會委任的至多 20 名成員。監督既是主持人，又掌握其中一半外部席位的委任權；校董會主席則以校董會成員及大學主要職員的雙重身份列席。這一組成讓校務委員會成為「監督—校董會」兩股委任來源的匯流處，而非主席可以主導的場域。

校務委員會為何要存在這樣一個「只議不決」的龐大平台？它的用處在於把決策權之外的持份者納入大學的正式議事結構：立法機關代表、專業團體、工商界、校友與社會人士，通過校務委員會對大學發展方向表達意見，卻不介入校董會的實際決策。這種「廣納諮詢、集中決策」的雙層設計，讓大學既能維持決策效率，又保留了一個向社會開放的聽取渠道。對校董會主席而言，校務委員會是一個他列席而不主持、可以聽取更廣泛聲音卻無須在此拍板的場合——這與他在校董會裏「召集並主持」的角色形成鮮明對照，也再次印證了「主席之上有監督」的層級。

對普通讀者而言，最實用的一句話是：看到「Council」譯作校董會、握決策權、由主席主持；看到「Court」譯作校務委員會、只作諮詢、由監督（行政長官）當然主持。 二者中文名一字之差，權力天壤之別，也是城大治理術語裏最易混的一對。

# 榮譽學位與榮譽院士：主席卸任後如何「回到」頒授台？

大學監督「以大學名義頒授學位」的法定權力（條例第 4(3) 條），在實踐中衍生出一整套榮譽頒授機器：榮譽院士（Honorary Fellowship）與榮譽博士（Honorary Doctorate）。這套機器與校董會主席的關係頗為微妙——主席在任時是頒授禮的主禮者之一，卸任後則可能成為被頒授的對象。

一個清晰的例子發生在黃嘉純先生身上。他 於 2018 至 2024 年出任城大校董會主席^※；卸任主席不足一年，城大便 宣佈於 2025 年 10 月 30 日的榮譽頒授典禮上，向包括黃嘉純在內的三人頒授榮譽博士學位^※，黃氏獲頒的是榮譽法學博士。一年之內，同一個人從頒授禮的台上主禮者，轉身成為台下受銜者——這條「主席→榮譽博士」的軌跡，與鍾瑞明先生「主席→副監督」的軌跡相映，共同勾勒出城大治理層「退而不離」的人事慣性：卸任的治理者往往以榮譽或諮詢身份，繼續留在大學的象徵體系內。

榮譽頒授禮因此成為觀察三層架構的一扇窗。在 2024 年 9 月的榮譽院士禮上，是副監督與在任主席同台主禮；到 2025 年 10 月，卸任主席則出現在受銜名單裏。頒授權名義上屬於監督、實操中由副監督代行、而榮譽的授予與接受在治理精英之間循環——這套機器的運轉，比任何組織圖都更直觀地展示了「監督之下」各角色的位置。

口徑説明：榮譽頒授屬大學禮儀與榮譽事務，本節所述人物（鍾瑞明、黃嘉純）均在中性、事實性語境（履新、受銜、代行禮儀）下記名，不涉任何爭議指控。榮譽博士與榮譽院士的完整歷年名錄，以城大官方「榮譽銜銜持有人」頁面為準。

# 歷任主席與「委任監督」的對應（速查）

下表把 2006 年以來可由官方來源坐實的主席，與「是哪一任行政長官（監督）委任或在其任內履職」對應起來，以呈現「監督之下」這條委任線。逐位主席的生平、背景與任內關鍵事件不在此重述，詳見 《校董會主席譜系（人物線）》；此處僅作監督—主席對應的速查。

數據侷限：2006 年以前的主席序列因官方歸檔有限，本篇不收錄，以免依賴二手轉述致誤。梁先生因其後捲入的公共身份，本篇於評價性語境按站規以「梁先生」指代、不展開其個人爭議；其任內的人事評分等具體指控，爭議篇已作第三輪反證核查，結論見 《治理爭議與學術自主論爭》。

# 主席「之下的治理實踐」：三個反覆出現的模式

把上述制度與人事放在一起看，城大校董會主席在「監督之下」的運作，呈現三個反覆出現的實踐模式。它們不是對個別主席的評價，而是這套架構在不同任期裏共有的行為特徵。

模式一：委任與問責的錯位。 主席的權力來自監督的委任，而非大學社羣的授權。這意味着主席對校政負責的方向，制度上朝向委任者（監督）而非被治理者（師生）。校董會本身即由外部委任成員佔絕對多數（法定外部委任席位與教職員、學生選舉席位的懸殊對比，見 《治理架構與法律框架》），主席作為這一多數的召集人，其公信力更多依賴程序透明度，而非代表性。歷次圍繞校長遴選、續約程序透明度的爭議，根子都在這一錯位，具體事件的多方並置見 《治理爭議與學術自主論爭》。

模式二：過渡守護者。 主席平日低調，但每逢校長人事變局，便立即成為機構穩定的關鍵擔保者。這一特質在 2026 年表現得尤為集中：第五任校長（梅姓）於 2026 年 4 月以「私人理由」提早辭任^※、距任期屆滿尚餘約兩年時，接掌未滿一年半的現任主席須即時主持過渡，包括支持署理校長安排、啓動全球招聘。校長任免依條例第 14 條須經 校董會四分之三多數通過^※，這一高門檻使遴選週期漫長，也使主席在真空期的召集與協調角色變得吃重。可以對照的是：在一次計劃內的正常交接中，主席只需按部就班主持遴選委員會；而在一次非計劃的提早離任中，主席既要即時穩住行政運作、安排署理校長，又要對外發出「大學運作如常」的信號，其擔保功能被瞬間放大。同一個職位，在平穩期幾乎無聲，在變局期卻成為機構公信力的第一道防線——這正是「過渡守護者」四字的分量所在。辭任的多方解讀，本篇不展開，見 《歷任校長與校董會主席記錄》與爭議篇。

模式三：儀式代行與榮譽循環。 主席的公開曝光，很大一部分發生在禮儀場合——頒授禮、就職禮、對外訪問。這些場合裏，主席與副監督分擔監督的象徵功能，與卸任治理者在榮譽名單中重逢。這套「代行—受銜」的循環，讓城大治理精英層維持了高度的連續性：同一批人，在主席、副監督、榮譽博士、諮詢委員等身份之間流轉。它是穩定的來源，也是外界質疑治理層「圈子化」的由頭。

這三個模式共同説明了本篇的核心判斷：校董會主席這一職位的真實分量，不在其頭銜的高低，而在其位於「監督之下、校政之上」的中間位置——向上被委任、向下作召集、橫向與副監督分權、在真空期作擔保。理解了這個中間位置，才能理解為什麼同一個主席，在平日幾乎隱形，卻在換帥、遴選、頒授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不可或缺。

# 查無與數據侷限（如實標註，不以推測補充）

• 2006 年以前的主席序列：官方歸檔可及性有限，本篇不列入正文，以免依賴二手轉述致誤；《歷任校長與校董會主席記錄》記有創院時期主席的維基線索，屬待核性質。
• 監督（行政長官）近年是否親自主持城大畢業禮：可坐實的監督親自主禮實例為 2008 年校長就職禮；近年常規畢業禮是否有監督親臨，本篇查無穩定官方記錄，不作斷言，僅記「多由副監督代行」這一有據的常態。
• 「同批委任」是否為固定制度：跨校同日公佈主席委任為近年可見慣例，但並無官方文件將其確立為固定的「同步」機制；本篇按可坐實的公報節點呈現，不推斷制度化程度。
• 副監督的完整歷任名錄：本篇僅坐實現任副監督鍾瑞明及其 2022 年續任，更早的副監督序列未納入，留待一手史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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